2013年6月8日星期六

沒有內外的壓力,獨裁者會自覺當“最後一個”嗎?


《調查》記者 柯宇倩




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陳小平:下面請阮銘先生發言。

阮銘:首先做一個更正,“我是最後一個專制者”這句話,不是蔣經國說的,是戴晴在《從林則徐到蔣經國》中講的。

我到台灣教書和研究待了十多年,稍微瞭解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憲政民主運動很早就開始,有自己的傳統。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遇到梁啟超,問:台灣被日本佔領了,怎麼辦?梁啟超說:大清帝國30年內都不可能幫台灣,所以要靠自己,學愛爾蘭的非暴力憲政運動。

後來日本大正年代(1912——1926年)有政黨政治了,林獻堂和蔣渭水就從1921年開始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個運動雖然沒有達到設置台灣議會的目標,但爭取到了台灣縣以下的基層選舉,有一半可以民選。這個傳統確立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也沒有辦法取消基層選舉,只能用賄選和收買派系、黑道等手段操控。

國民黨戒嚴時的特務統治,一條是限制言論自由,一條是限制結社自由——就是黨禁、報禁。剛開始,由於“2?28”已經把台灣原來的知識精英鎮壓了,只有從大陸到台灣的胡適、雷震、殷海光這些自由派辦了一個《自由中國》雜誌,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

後來雷震串連一些台灣的地方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蔣介石就把雷震抓起來判刑十年,那是1960年,台灣在整個1960年代是沒有“自由之聲”的。

到了1970年代,形勢變了,蔣介石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全球興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台灣的議會鬥爭和社會運動開始挑戰國民黨的戒嚴統治。當時國民黨的“萬年國會”每三年要補選幾名“增額”民意代表,像郭國基、黃信介、康寧祥這些“自由民主派”,在街頭站上肥皂箱向民眾講演批評國民黨,就當選終身制的“第一屆立法委員”,在議會裡質詢蔣經國。這是非暴力街頭民主爭取到的,不是黨內民主和“最後一個獨裁者”設計的。

突破黨禁、報禁,是從1979年的美麗島運動開始。不准建黨,不准辦報,就辦雜誌,但雜誌也受控制,《美麗島》雜誌原本想了很多名字都不批准,後來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美麗島”的名字才批准。

當時的想法是,《美麗島》雜誌就像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在各個縣、市設立分部,幾個月就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美麗島運動。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美麗島”在高雄集會遊行,就被蔣經國鎮壓了。


 
阮銘發言。(柯宇倩攝)

蔣介石當初鎮壓雷震和《自由中國》,誰都不敢講話。但蔣經國鎮壓“美麗島”在內外反彈不斷,他怕國際壓力,不敢判死刑,軍事法庭被迫公開審判、公開報道。第二年(1980)選舉,受刑人的妻子和辯護律師出面競選,高票當選民意代表。這就是蔣經國看到的“時代變了,環境變了,潮流也變了”,他也不得不變。

所以戴晴說,蔣經國是“最後一位專制者”,說他訂了一個頂層設計,把台灣一步步推向民主,沒有這回事,是民主憲政運動的壓力,加上外部國際壓力改變了蔣經國。蔣經國在江南事件後,已經無法再按原本的設計統治下去,才在1985年12月25日宣佈:“第一,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有沒有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治理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1986年9月28日,台灣的一批異議人士在圓山飯店開會,本來沒想有預定成立政黨,只是討論選舉,建黨是順便被提出,不少人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後來朱高正跳出來說:“老是說‘時機不成熟’,現在就宣佈成立民進黨!”結果獲得通過。

當時國民黨大老郝柏村等都主張抓人,但蔣經國說不能抓,他說:“不能盲目衝動、意氣用事,歷史上很多類似例子,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可不慎。”蔣經國的“大謀”,正是必須想辦法使反對黨合法化。

蔣經國知道開放黨禁報禁,黨內多數一定反對,所以才在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時提出解除戒嚴,造成國際輿論,讓黨內舊勢力不敢抵制,這樣台灣才一步步走向開放。

馮勝平給習近平的信寫得很漂亮:前30年,毛澤東讓一部份人站起來,第二個30年,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第三個30年,習近平讓一部份人民主起來。勝平的思想,實際上是孫中山的思想,孫中山說,軍政、訓政、憲政,因為老百姓是順民、刁民、暴民,所以要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來領導國民大會,要黨高於憲,這就是訓政,原說訓六年,結果一訓就停不了,在大陸訓了22年,到台灣又訓了38年,一直到蔣經國晚年解除黨禁報禁才結束。

過去,胡適一直向蔣介石建議組黨,他說:“蔣介石知道我不會組黨,所以說胡適組黨可以,別人組黨不可以。”胡適又建議把國民黨分成兩或三個來制衡,蔣介石也不同意。沒有時代潮流和社會壓力,專制者不可能自動設計放棄權力。

憲政就是要有政黨競爭,要有自由選舉和自由輿論。靠黨內民主達到憲政,至少在中國和台灣,歷史證明行不通。訓政不可能到達憲政,而必須依靠體制外非暴力的憲政運動。體制內開明的領導者順應時代潮流和民眾意志也很重要,蔣經國就比蔣介石開明。

假定習近平是開明的人,也一定要有體制外民主憲政運動的壓力,兩者的合力才能壓倒反民主勢力的抵制。就像蔣經國解除戒嚴後,仍需要依靠民進黨繼續推動憲政民主運動,才能把反對民主憲政一的黨國舊勢力壓下去。所以非暴力不只指體制內,也指體制外,二者相輔相成,才能實現向民主憲政的和平轉型。
(《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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