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一個洋人的中國革命之路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對於革命,他抱有憧憬,但對於革命的殘酷,他至今懊悔不已。他是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一個熱烈投入中國革命事業,卻也兩度入獄的共產黨員;一個寫下中國歷史的美國人。如今,一部名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紀錄片問世,鏡頭前,李敦白悠悠訴說著自己大起大落的經歷與人生感悟。
 
26小時的訪談
 
1983年,當奥斯蘭德(Lucy Ostrander)在製作有關20世紀美國左派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紀錄片時,接觸到中國與蘇維埃革命的資料。斯特朗曾在延安採訪毛澤東,當時斯特朗的中文翻譯為李敦白。
 
奥斯蘭德隨後發現,李敦白就定居在美國,因此對李敦白做了採訪,但當時奧斯蘭德對李敦白不尋常的人生經歷一無所知,因此整場採訪的重點只放在斯特朗。
 
21年後,奥斯蘭德的丈夫塞勒斯(Don Sellers)在《紐約時報》上發現一篇有關李敦白的報導,報導介紹了一些美國企業出於拓展中國市場的需要,紛紛聘李敦白擔任公司的顧問,這些企業包括微軟、英特爾、華納音樂等大廠牌。奥斯蘭德還從報導中得知李敦白就住在附近,因此帶著斯特朗的紀錄片拜訪李敦白。
 
這次的拜訪,促成了奥斯蘭德為李敦白製作紀錄片的決心。深受李敦白故事吸引的奥斯蘭德,找來著名媒體人德拉寧(Irv Drasnin)拍攝此片。德拉寧為獲獎紀錄片製片人、新聞記者,拍攝過許多與中國、美中關係相關的影片,如第一部旨在改善美中關係的美國紀錄片《對中國的誤解》(Misunderstanding China),其他還包括《上海》(Shanghai)、《尋找毛澤東》(Looking for Mao)、《天安門之後的中國》(China After Tiananmen)等。
 
2005年開始,拍攝團隊共對李敦白進行了四次訪談,訪談時間共長達26小時,最後剪輯成90分鐘的《革命者》。德拉寧在接受《新史記》採訪時表示,對任何一位記者或紀錄片導演來說,最具挑戰性的可能就是什麼材料該保留、什麼該刪除,又如何把所有材料整合起來。
 
“你不可能把所有獲得的材料都用上,這是無法避免的情況,但每次編輯時所下的決定,都是為了訴說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故事,這個故事還要盡可能符合事實。這是一個反覆編輯材料的過程,它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困難。”德拉寧說。
 
在剪輯《革命者》時,德拉寧對《新史記》指出,他們並未事先訂定任何大綱。“我們希望盡可能由影片來訴說自己的故事。從美國新聞傳統的角度來說,李敦白並不屬於編輯過程的一份子,他也不會涉入這個過程,在紀錄片製作完成並公開上映前,他都沒看過影片或片段。”
 
第一堂課就愛上中文
 
現在年輕一代的中國人或許不那麼熟悉李敦白的名字,但這位“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在1960年代曾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1921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一個猶太家庭的李敦白,自從進了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後,人生開始走上一條不平凡的道路。
 
李敦白17歲開始就專注工人運動。19歲那年,李敦白成了美國共產黨員。當時,雖然唸的是哲學,但李敦白對社會運動更感興趣。他參加了大學部的政治社團活動,並受到工會組織者卡本特(Carpenter)的注意,卡本特寫了一封信給李敦白,詢問是否能幫助他們的紡織廠組織工會,如此工人的薪資將能提升。李敦白答應了。
 
李敦白很快地發現自己成了全職的勞工和公民權的活動家。當時美國社會正掀起一股工人欲提升最低工資和工人權益的風潮,李敦白加入了工人的陣營,紡織廠外,他還為公車司機、煙草、鋼鐵工人等爭權。
 
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李敦白脫離共產黨籍、申請加入軍隊。他被派往美國西岸,在史丹佛大學學習中文,美國女記者兼作家斯特朗是他的老師之一。第一堂課,李敦白就完全愛上了中文。接著,他被派至中國負責翻譯工作,1945年,即使二戰已經結束,深愛中國文化的李敦白決定留下。
 
當時,一位中共領導找到李敦白,問道:“我應該把你留在這裡,還是讓你在明天離開?”李敦白問:“我能做什麼?”對方說:“我們缺工程師。”李敦白稱,他不是工程師,對方回應,不是那種工程師,他們需要為中國和美國人打造橋樑的工程師。李敦白一聽,表示:“我非常樂意留下,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入黨。”
 
為了留在中國,李敦白先是設法調至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後成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部駐華辦事處的觀察員,負責將糧食送至包括解放區在內的災區。李敦白在紀錄片中說,決定留在中國,他當時沒有一絲猶豫,他覺得自己做了該做的事。對於美國人的不認同,他說,當初組織工會時,也有人站在反方,總是這樣,他已經習慣了。
 
李敦白的“工程師”身份,同時引領著他走入創造中國歷史的篇章中。他花了45天的時間,從張家口走到延安。李敦白到延安的第一天就見到毛澤東。李敦白說,看到毛澤東,感覺很像看到一張“從歷史走出來的照片”,他覺得,如今自己也是歷史的一部份了。
 
毛澤東對李敦白所講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你不反對,我想讓秘書跟你約個時間,花一兩天,跟我講講美國的事。”李敦白說,在所有的外國中,毛澤東最感興趣的一直是美國。毛澤東雖然想要與美國接上線,但美國拒絕與革命的中國合作。
 
李敦白認為,毛澤東試圖與美國和歐洲建立良好關係,因為他不希望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還繼續依賴蘇聯,因此當時的中共很開放,但美國忽視這點,因為美國用意識型態看事情。
 
美軍帶來的好萊塢電影,對於在延安的中共黨員來說是件新鮮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會在美軍聯絡中心看電影,由李敦白當翻譯,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是《勞來與哈代》(Laurel and Hardy)。
 
 
 1966101日,李敦白在天安門城樓上掏出紅寶書給毛澤東簽名。(《革命者》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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