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9日星期四

毛澤東讓葉群當政治局委員，林葉關係開始複雜

《新史記》舒雲專稿

葉群只有小事敢騙林彪？

余汝信對葉群的“騙”是這樣解釋的：“作為‘林辦’主任，葉群為林彪應付外間（界）的方方面面。葉群的心態，是林彪不要操那麼多心，有些既非原則又不那麼要緊的事，就不告訴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麼‘騙’，何況一般地說，所有‘首長’的老婆，都是會給丈夫擋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稱，葉群對林彪身體方面的照料，也是細心周到的。”余汝信認為葉群與林彪“榮辱與共，政治上是一體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是林、葉關係的基本點。林彪、葉群家事中無關大局的磕磕碰碰，遠不能置換這個政治上的基本點。”“因此不存在葉群欺騙之說。”

余汝信把林彪在台上的“九年”一貫制了。林彪從 1959年起主持軍委工作，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止，這九年多時間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分為兩段。以最初幾年林葉關係類推這九年的林葉關係，就以偏概全了。余汝信說的“林葉一體”，應該截止到1965年上海會議前。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經常下部隊調查研究。但自從1962年林彪累病了以後，毛澤東把軍委日常工作交給賀龍，林彪退居“二線”，這一段時間林彪曾讓葉群替他下部隊搜集過材料。這時候，確如余汝信所說“林葉一體”。

林彪、葉群夫婦。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和葉群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而余汝信僅舉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兩個例子，並不能說明“文化大革命”中的林葉關係。林豆豆說“葉群騙林彪”，是特指“文化大革命”。隨著林彪地位上升，葉群這個“林辦”主任也被毛澤東提名為政治局委員，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加上毛澤東插在中間，林葉關係就開始複雜了。

這一段如穩定軍隊，打壓軍內造反派，保護老帥，在廬山上反張春橋等，林彪、葉群在政治上還是一致的。葉群不會傷害林彪，因為傷害林彪就是傷害她自己。但是，不傷害林彪與不欺騙林彪能完全劃等號嗎？葉群對林彪身體方面的照顧，替林彪擋事，為林彪應付方方面面，與“騙”有邏輯關係嗎？“細心周到”就不能“騙”嗎？葉群自認為對林彪有好處的“騙”，不也是一種“騙”嗎？
余汝信的話讓人想起李文普所說“葉群小事敢騙林彪，大事不敢騙”，而且更進一步具體化了。

葉群“騙”林彪的事情很多，例如林辦秘書談到的葉群瞞著林彪去開會，瞞著林彪到江青那裡探聽消息，以及葉群為進政治局的活動等。怎麼能說葉群只是在小事上騙林彪？而且什麼事大，什麼事小？只要敢騙林彪，就無所謂事大事小，小事敢騙，大事為什麼就不敢騙？更何況大事小事是可以轉化的。林彪出行是小事吧？都由葉群一手掌控。1969年8月，林彪從井岡山返回要去南昌，而葉群瞞著林彪，命令飛機直飛北戴河。這不是騙林彪嗎？這個事是大事還是小事？林彪最後一次出行，還是由葉群安排，說去大連，卻摔在蒙古溫都爾汗——看來1969年井岡山改變行程，為兩年後的“九一三事件”作了註腳。（《新史記》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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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網瀏覽排行榜（2013年9月18日）

贺卫方就被国保控制传言避谣称不会因官方压制而噤声

中国政经不确定性升高，外资对新政府失去信心和耐心

美房貸利率升威脅房市復甦

加拿大巴士火車相撞至少五死

前首富宗慶後被斬閃電破案疑兇稱求職不遂報復

联合早报：中国亟待制度创新建小政府强政府分权社会

2013年9月18日《明镜郵報》

2013年9月18日《歷史日報》

2013年9月18日星期三

明鏡獨家：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意外出國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劉金偉

北京政界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就在中國「石油幫」一批高宫被雙規，石油系統高管們人人自危之際，正部級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令人意外地在昨天（18日）離開北京，搭剩國航前往美國紐約。

中石化是全球第四大企業，年營業額達四千多億美元。

早在中共十八大前一年的2011年，明鏡新聞網就有文章指出：中国能源行业，尤其是石油行业，正面临自2002年以来最大的整顿，能源行业易手新主，已经不是秘密。与以往的权力斗争没有区别，这次整顿也是借助“反腐”的名义进行的。个中标帜性事件，就是2010年中石油、中海油高层的接连被查，矛头直指中時任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和時任中海油董事长的傅成玉。

傅成玉是替周永康和曾庆红掌舵石油能源行业的得力干将。

中纪委知情人称，蒋洁敏和傅成玉都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曾庆红的旧部。与已被判刑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一样，都是周和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也是替周和曾掌舵石油能源行业的得力干将。

傅成玉80年代初起就成为曾庆红的助手。曾庆红任中海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以及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期间，傅成玉积极配合曾的工作，表现极其出色，受到曾的赏识和提携。也是在1999年，曾庆红安排傅任中海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 2000年，又兼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总裁。曾昇任中共常委后，傅也水涨船高，任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直到2011年出任中石化董事長。

早在2010年，中紀委就開始對蒋洁敏和傅成玉進行秘密調查，但傅成玉成功投靠了温家寶得以脫身。當年明鏡新聞網對此有長文披露。

北京政界人士對明鏡新聞網透露，如今蒋洁敏被規，傳成玉再一次被列為調查對象，很多石油系統的高管護照被迫上繳。為什麼傅成玉卻能順利離開北京？北京高層有不少耳語。

據明鏡新聞網了解，傅成玉今天抵達紐約，將出席一國際會議並計劃前往華盛頓。隨同傅成玉前往美國的廳局級官員有五人，其中是否有安全系統的卻不得而知。北京政界人士說，不得不防止意外出現。

官方資料隱去了俞正聲出生地

《外參》特約記者　蔣紹峰

俞正聲出生地是延安還是河北？

　　不過，對俞正聲的出生地到底是延安還是河北阜平，《俞正聲和他的家族》（明鏡出版社）作者高原鵬持有不同看法。

　　高原鵬在書中寫道：俞正聲的出生地，官方資料從未提及，在其簡歷中只寫著其原籍為浙江紹興人。那麼，俞正聲是在延安出生，還是在河北阜平出生的呢？曾有一篇短網文稱，俞正聲應該是在延安出生的，其根據是，當時黃敬因患精神病被送回延安治病，並在此調養了兩年時間。

　　直到1946年冬天，黃敬才回到阜平，出任晉察冀邊區財經辦事處主任。這是一項過渡性的職務，大病初癒，需要減壓。

　　王端陽在《父親與黃敬》中也提到這段歷史，稱“1945年初黃敬得了精神病，被送到延安療養。1947年他病癒回到晉察冀邊區，父親（王林）聽說後，特地上山看過他。”

　　被中共稱為“聖地”的延安。

　　雖然王端陽的說法在時間上略有不同，但相同的是，黃敬的確回延安治病兩年，不管是從1944年到1945年，還是從1945年到1946年，俞正聲出生時，正是黃敬在延安治病的時候。當時黃敬的病情肯定很嚴重，要不，延安不會專門設立了“黃敬治療室”。黃因病情嚴重被送回延安，組織上也應該讓范瑾隨其同行，一是可以照顧黃敬，二來她也可以在延安分娩，畢竟當時晉中根據地的條件肯定不如延安好。

　　高原鵬指出，按照這樣的分析和推斷，范瑾隨黃敬一起回延安後不久，俞家的小三就出生了。在有中國革命“聖地”之稱的延安出生，無形中會給那些後來的高幹子弟打上更加根正苗紅的烙印。這或許是傳說俞正聲在延安出生的原因之一。只是官方或俞正聲不作出聲明，相關傳聞就難以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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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現實是中國不過只是一隻“紙老虎”

《中國密報》編譯江松京

一些學者的解釋是，在美國重返亞洲的保護傘下，其亞洲盟友不需要負擔太多軍事支出，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國際和平研究所指出，2012年，美國盟友們的軍費支出占GDP比例平均為1.73%，跟非同盟國家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如果美國重返亞洲的效用真的有這麼大，那亞洲盟友們的軍費支出應該會以重返亞洲為分水嶺，呈現上升再下降的趨勢，然而平均而言，其軍事支出占GDP，在2000年就跌破2%並長期維持。

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財富、軍事及外交影響力都得到顯著進步，中國以外的國家也掌握足夠證據，知道它正日益強大且野心勃勃，世界強權第二把交椅的頭銜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反對，那麼問題來了，何以其他國家沒有增加軍費來對抗之、尤其在中國越來越具侵略性的前提下？或許中國人可以拿這點來自吹自擂“和平崛起”，但康大衛認為，殘酷的現實是中國不過只是一隻“紙老虎”，各國雖忌憚卻沒有那般擔心與害怕，國際關係現實主義中強調的“安全困境”（註：因一國加強軍備引起諸國群起效倣，促使整體情勢更不安全）也就不存在了。

解放軍是不是紙老虎還有待真實的考驗才能證明，不過與軍隊關係密切的習近平，走馬上任後從不放棄改造解放軍的任何機會。據《南華早報》報導，2013年4月下旬，經習近平批准，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規定》，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55歲以下的團級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以士兵身分實現與基層官兵五同──同吃、同住、同操練、同勞動、同娛樂，還得自備個人生活用品、按標準繳納伙食費、不得接受宴請、遊山玩水以及收受禮物，也不能插手敏感事務。一個月後，習近平視察成都軍區時再次強調，組織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是“光榮傳統”，有助於“深入一線接地氣，俯下身子察實情”。

習近平改變軍隊文化的企圖心昭然若揭，下連當兵不過是一連串新舉措中的一項。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助理編輯扎凱里‧凱克（Zachary Keck）指出，從軍官出席全國人大必須同住酒店客房，到禁止昂貴宴會與飲酒以及軍車統一換牌等，將領們的日子想必沒有以前好過。無庸置疑，習近平的目的是加強紀律性，畢竟很多人相信，解放軍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領導下變得極度腐敗，充滿貴氣的軍隊領導人已失去專業精神，與人民疏離，從而削減國家的戰鬥能力。除此之外，習近平也從蘇聯的教訓清楚得知，一支墮落的軍隊是無法提供共產黨任何幫助的。

中共文職高層與解放軍領導的關係大致上可分成兩種，對毛澤東和鄧小平而言，他們在掌握權力前就已是久經沙場的指揮官，但江澤民和胡錦濤不一樣，他們從未在軍中服役過，因此確保解放軍的絕對忠誠至關重要，當鄧小平交班給江澤民時就交代他：“五個工作天中有四個要跟軍隊高級官員培養感情。”如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指出，江十分重視鄧的建議，就任頭兩年訪問了100個軍事設施，每一次閱兵的前一晚都會在鏡子前反覆練習儀態。

鄧小平交班江澤民時交代，五個工作天中有四個要跟軍隊高級官員培養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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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追究薄熙來就是為制度開脫

《匯報》記者柯宇倩／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貪污、受賄、濫用職權案8月底在中國山東省濟南中級人民法院開審，全程以微博直播，引發全球關注。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政治學教授孫雁對《匯報》分析，官方利用微博直播，主要是避免薄熙來支持者鬧事。但如果只追究薄熙來的個人責任，卻不檢討制度的缺失，就是為整個制度開脫。

選擇性辦案增加不了制度合法性

雖然薄案的重點主要在薄熙來的貪污與受賄，但孫雁認為，審判薄熙來不但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的反腐工作有了進展。反而還顯示出反腐、反貪工作的退步，因為完全是政治性與選擇性辦案。

“薄熙來的情況，幾乎每個高官都有。政治局裡，要嘛夫人經商，要嘛兒女經商，或者在國企中做得很大，溫家寶家庭，《紐約時報》就查出27億。”孫雁對《匯報》說。

《紐約時報》由上海分社社長張大衛（David Barboza）撰寫的長篇調查報告，查閱了1992年至2012年有關公司和監管機構的記錄以及有關公司資產資料，發現溫家寶的家人，包括他的母親、兒子、女兒、弟弟，在溫家寶任總理期間變得相當富有，至少累積了27億美元財富；其家人投資領域涉及銀行、珠寶、旅遊景點、電訊公司、基礎設施項目等。

孫雁指出，中國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只要有權，不論他本人是否願意和參與，他的家族都會輕易占上便宜，如政府訂單、政府壟斷、超正常的投資回收、為外企做中國高級代理…… 等等。

孫雁表示，凡是領導的親屬經商，必然是腐敗的，除非親屬隱名匿姓，並嚴格掩飾家庭背景。如果領導人默允親屬經商，實際上就是允許腐敗。89年天安門事件前的學生遊行，就是針對當時的官員和官子弟利用權利進行的官倒行為，六四後中央曾發令禁止官員和官子弟經商，但92年全面市場經濟以後，他們的經商活動變本加厲了。

“其實，所有前任和現任官員的配偶和子弟，尤其高層的，在現階段中國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都應該被禁止經商，尤其是參與國企的經營。國外叫利益衝突，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反腐概念。”孫雁強調。

在官員普遍腐敗的情況下，只查薄熙來，就是選擇性辦案，不是真的反貪反腐。孫雁對《匯報》表示，薄案中檢方提出的證據薄弱，沒有鐵證，例如別墅並非薄熙來名下，包括谷開來的案子，如果在美國審可能都定不了罪，這代表政府只是把反腐當鬥爭的工具，老百姓也不會把反貪當真，覺得只要官員不出事，就沒有反貪問題。

因此孫雁認為，新政府以此案為開頭是很失策的，沒有合法性與可信度。“中國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可信度已經不高了，如果還政治性反腐，沒有老百姓會當真。”

孫雁對《匯報》表示，不能光是審判薄熙來，肯定也要檢討制度，如果只是歸咎到個人的身上，卻不查制度，這次的審判就沒有任何意義、就是為制度開脫，也增加不了制度的合法性。

孫雁為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政治學教授，為中國廉政與少數民族問題專家，其餘研究包括中國政治轉型、比較經濟轉型等，著有《中國社會主義的再評估》、《當代中國的腐敗和市場》等。

《紐約時報》的報導爆出溫家至少累積了27億美元財富。（新華社）

習近平新班子對民生投注了極大精力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15）

《調查》記者高伐林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陳小平：秦海倫，該你說說了。

秦海倫：習近平今天的作為，是中國歷史現象的積累，是歷屆政府作為的積累，也是中國文化很多因素的積累。如果不是習，換了另外一個人，也是處在他這樣的處境和環境之中，其作為會不會也大同小異？

信息時代技術的發達，使中國的環境必然發生很大變化。過去，矛盾暴露得遠遠不如今天這麼廣泛、徹底、激烈，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人們知道的事情不多，那時的信息不發達。

前一段我回國，這是十多年來時間比較長的一次回國。在國內的感覺，身處中國的國情之中，身處中國各種聲音之中，與在國外、在今天這個場合的感覺，很不一樣，對中國現狀和前景的看法，也很不一樣。我的感覺是，習近平是在做事情。

為什麼我這麽說？在國內，我每天都看新聞，習近平新班子幾乎每天都對民生問題有新舉措。我的印象中，鄧小平南巡以來，最高當局主要考慮的多是中國的地位、形象，很少對民生問題投注這麽多精力。而習近平上任之後，有這個鮮明的特點——儘管有很多不足，但是這些不足，是積重難返，不是他的個人能力可以一下扭轉的。而他表現出來了一種魄力。每天看新聞，每天有不同的事情在發生，這至少讓我感覺，中國有希望了。我很激動，每天的電視新聞，看一遍不夠，我要看兩遍！

http://u.thsi.cn/fileupload/data/Input/2012/10/25/74b0a6713aeb0e348e7b320c00fd6eba.jpg

央視新聞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之一。

另一方面，我感受到老百姓的變化。據說乾隆皇帝講過：窮山惡水出刁民。中國歷史這麼長，土地貧瘠，資源匱乏，中國老百姓是勤奮的，但日子非常苦；加上文化遺留的東西殘存在老百姓身上，難免出刁民。中國很難治理啊！

中國是多面性的，也是很矛盾的。你說他們活得很充實，也可以說他們活得很可憐；但他們也是信息時代所造就的，總體上看看，我認爲今天的中國在進步，老百姓的幸福指數，他們對政府、對社會的態度，心態、精神面貌，都表現得很不一樣了：首先是敢說話了，在日常的談話中很自然地說起來真實的想法——很自然！對中央領導人也很自然地指名道姓，不會擔心被舉報。
——所以我說，中國在進步。

曾樹軒：男人論政的時代應該結束了。

陳小平：海倫反映了一種民間聲音。

鄭國巍：大家對形勢判斷的差距是很大的，在北京沙龍的辯論，兩派人的差距、對立，好像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甚至是在兩個星球。

如果要從一些趨勢性的指標上來講，精英有理由對現狀感到憂慮。環境質量，健康指標，社會道德水平，尤其是下一代的品質，如果跟國外比——就跟台灣比，差距也都是很恐怖的。台灣其實並不是做的特別好的，但是台灣社會健康程度，大陸沒法比。即使共產黨垮台了，我們社會潰敗的趨勢也未必就止住了。政權換了個牌子，還是中國人嘛！

中國最大的“政道”的問題，就是我們不大相信自治，我們相信在一個權威下面生活。要改變這個，十分困難。目前這個寶塔型的社會，即便可以持續，但是對民族的創造性、對民族的未來，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我不關心共產黨的命運，但是我們不能自己“瀟灑走一回”，而是要對民族的未來盡一分責任：怎樣激發中華民族內在的活力？只能採取多元治理的構造，要有多樣化的競爭的實驗。現在是都被趕到同一條路子上去了，很危險。

海倫看到的快活局面，也是值得憂慮的；但我們也要警惕，我們自以為“憂國憂民”，但是對改變、改進中國的狀況，我們的努力、主張到底有沒有作用，值得思考。

馮勝平：中國的現實：極大的富裕，極大的不公；人人反貪，無人不貪。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腐敗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大眾文化。沒有人痛恨腐敗，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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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慰冰爲何持續不斷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

《新史記》丁凱文專稿

據知情人講述，延安時代的生活非常艱苦，林彪與葉群從未向“組織上”要求特殊照顧。葉群生林豆豆時是早產，缺少奶水，身為抗大校長的林彪連林豆豆必需的奶粉都搞不到，更未給葉群張羅過任何特殊待遇。嚴慰冰說葉群在醫院吃不到雞就大吵大鬧，純屬無中生有。

葉群1936年加入中共，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盧溝橋事變後輾轉去了延安。從資歷上來說，葉群屬於“三八式”幹部。中共建國後，在五十年代評定軍銜時，葉群被評為大校，這也符合當時的定銜標準，並無不妥。葉群那時的主要工作是照顧身體不好的林彪。為了照顧好林彪，葉群不得不放棄自己在教育部的工作，專職做好林辦主任，這其實也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交給葉群的任務。（注9）那時的葉群從未過問過軍內事務（林彪那時尚且不過問軍內事務，何況葉群），嚴慰冰指責葉群向黨伸手要權要官，“在軍內頤指氣使，是個女霸”，實屬子虛烏有。

林彪與前妻有個女兒林曉霖，對這個非親生女兒，葉群一直是很照顧的。五十年代時期，林彪在青島修養時，葉群多次吩咐秘書把林曉霖接到家裡，讓林曉霖和林豆豆、林立果住在一起。林曉霖要去海邊游泳，葉群為了安全還吩咐秘書陪同，並安排好住宿和伙食等。（注10）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林曉霖生孩子時，葉群特地委託邱會作的夫人胡敏前去看望，帶去葉群精心挑選的嬰兒用品。

一個家庭難免會有一些家庭矛盾，尤其是幾次婚姻而形成的家庭矛盾在所難免，外人很難判斷其中的是非對錯，因此世上也就有了“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格言。嚴慰冰毫無道理地介入別人家庭事宜，挑撥別人的家庭感情，製造矛盾，這究竟出於什麽樣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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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與前妻的女兒林曉霖。

嚴慰冰的精神病

嚴慰冰何以持續不斷地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陸定一的解釋是“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許多人不相信，因為除了與我吵架和寫匿名信外，處理其他事情還是正常的。我曾請教過北京一家醫院的神經科主任，瞭解到確實有這樣一種病，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很正常，對某些特殊事件，表現很不正常。嚴慰冰得的正是這種病。”

嚴慰冰為何患有精神病？陸定一的解釋是“1952年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領導運動的人企圖把嚴慰冰和徐特立（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兒媳打成‘大老虎’，整了他們兩人的材料……受過這樣的刺激，嚴慰冰就得了精神病。”（注11）

據“文革”期間衛生部群眾組織印刷的小報披露，從1961年到1966年，陸定一曾為嚴慰冰組織過六次專家會診。（注12）大致情況如下：

第一次會診：1961年3月，衛生部保健局電告上海衛生局，通知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和精神病科專家粟宗華到北京報到。薛、粟到京後，又同衛生部副部長史書翰同機飛廣州（當時陸定一和嚴慰冰住在廣州）。粟宗華根據薛邦祺介紹的嚴慰冰病情和體檢結果，以及自己所觀察到的，做出嚴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診斷。

第二次會診：1963年夏，公安部門已經查明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的人就是嚴慰冰。這年11月，陸定一帶嚴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華負責為嚴慰冰會診醫治。薛邦祺、粟宗華診斷嚴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並和一位醫生在陸定一的住所，為嚴慰冰做了50次胰島素休克治療。陸定一還向薛透露了嚴慰冰攻擊林彪一家的行為。

第三次會診：1966年2月18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衛生部副部長史書翰、衛生部副部長兼北京醫院院長黃樹則等人在衛生部某處為嚴慰冰會診，會診的目的：（一）“病人”這些表現是思想意識問題還是病態？（二）若是病，是什麼病？如何解決治療問題？（三）對病勢的估計如何？（四）治療方法，在什麼地方治療？病人不承認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療？醫生根據嚴慰冰的病史進行討論分析，都認為嚴慰冰患有猜疑性（偏執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療養加藥物治療，或用電休克等。

第四次會診：1966年2月21日，錢信忠、史書翰通知衛生部醫療處請上海的粟宗華來京為嚴慰冰會診。2月22日和23日仍在衛生部某處為嚴會診，專家們同意嚴慰冰屬於“歇斯底里性格基礎上產生的偏執狀態”。有的醫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藥物治療”，還有醫生則建議使用胰島素休克加電療等。

第五次會診：1966年3月4日晚，由史書翰出面組織一次大規模會診，這次會診專門討論有關嚴慰冰的“治療”安排的問題。會診後，史書翰亦親自帶領醫生去北醫三院挑選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會診：根據第三、四次會診，醫生建議讓嚴慰冰服用藥物斯特拉金。由於藥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醫生們再次給嚴慰冰做了會診，詢問了病情，並為嚴慰冰作了體格檢查，未發現異常（據當時病歷記錄），但沒有對前幾次會診的診斷提出異議和疑問，仍按原治療計劃給以藥物斯特拉金服用。

“文革”期間這類“紅色小報”大都是群眾組織內查外調寫出來的，從《衛生戰報》披露出來的資料，尤其是衛生部主要領導人的親筆信函等，均可看出衛生部領導對此事是相當重視的。嚴慰冰有精神上的問題是可信的，嚴慰冰因精神問題在那幾年中請醫學專家會診一事應該也是可靠的。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由於精神上的問題，屬於精神不太正常，這應該還是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很難想像一個正常的人會長年累月無休止地給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干、毫無利益衝突的人寫匿名信，且主要目的是挑撥人家的家庭關係。由此而觀之，嚴慰冰的行為的確屬於精神問題。

注釋：

9，羅浮山《走近林彪夫人—葉群》，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第621-622頁。

10，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皇福圖書，2008年版，第170頁。

11，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58頁。

12，《反革命“會診”案件內幕》，載《衛生戰報》第三、四期合刊，1967年6月13日。（《新史記》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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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讓葉群當政治局委員，林葉關係開始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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