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1日星期日

李炜光:用民主程序减少公共决策失误


  2008年四季度开始实施的抢救性质的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背上了今后若干年都难以消化的财政包袱。短期巨额投资的背后,必然是草率工程、豆腐渣工程、低效率和巨额浪费,项目的科学性、安全性难以保证,未来国人将生活在这一轮投资带来的光明或阴影之下。果然,在付出了巨大的资源耗费和大气环境的代价之后,其调控效果却并不像有些部门所称的那样精彩,仅过去了不到三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便再次出现后继乏力的迹象,决策者又面临着反通胀和保增长的两难选择。

  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减速,加上社会对短期巨额投资的反思,变得越来越严肃,使得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无法复制当年的四万亿计划,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还想如当初那样“兴奋”起来也做不到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不得不做出调整。看来,要使调整和改革“断点续传”,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难事一件,或将困扰我们很多年。

  过快过量的投资换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损失,也使得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强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停滞下来,而民间的收入和消费则必然受到挤压,内向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也就无从谈起,并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于是“维稳”成本又大大增加,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越来越频繁,间隔越来越短,幅度越来越大,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一再出现,就已经向我们亮出来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中国经济结构再不调整转换,前景堪忧。

  政府的巨额投资也给反腐败带来影响,毕竟花别人的钱不如花自己的钱那么经心,如民谚说的:“崽卖爷田不心疼”。2009年我去日本讲学时,曾听到一位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多年来存在的年终突击花钱问题“已经解决”,“今后不会再出现”,实际情况却是,突击花钱年年有,“天价采购”、“公费旅游开会”、“收取和发放购物卡”的问题频频曝光,触动着只负责纳税而无问责权利的人们的脆弱神经。上海的蒋洪教授曾经在微博发起“对本届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工作的评价”,“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到97.5%,其中“很不满意”的高达91.3%.这不是民意是什么?

  缺乏民主过程的经济决策很容易出错,并且纠错能力较差,由此导致更大的资源浪费。2004年,中央政府曾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谓之“花钱买机制”。其后,随着中行、建行、工行陆续上市,银行内部的贷款审查、审批制度逐渐完善,成立了审贷委员会,明确贷款风险和责任。有的国有银行50万以上的项目贷款必须经由总行审批。但是,这些花巨资买来的机制在4万亿投资洪流冲击下,完全不堪一击,刚刚建立起来的较为严密甚至繁琐的审贷制度的银行管理系统,迅速被冲垮,这个钱等于白花了。据说,某省官员由于某国有商业银行拒绝为其发放风险过大的配套贷款,恼羞成怒,竟扬言要把该银行的所有业务逐出该省。闹割据的军阀也不过如此。

  日复一日的巨额投资,使得全国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已经累积起10.7万亿的负债,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债务必须在两三年内集中偿还,同时还有大约同等规模的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债务,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最大风险点。此外,一些耗费巨大、周期较长的大型工程项目如高速铁路,也具有准政府负债的特征,一旦现金流发生问题,也有可能转化为财政风险。如今,这些显性和隐性的政府债务像定时炸弹一样被分散在各地,正在频频发出预警,何时发生爆炸只有天晓得。近年来政府还以保值为名动用社保基金进入股市,在经济前景颇不明朗的情况下,其收益率亦难以保障,这就不是负债的问题,而是数亿国人的养老保险金的命运问题了。

  改变以上情况的有效办法是,巨额的和关键性的财政支出项目安排,应当加入一个“公共选择”的程序于其中,让更多的普通人和民意代表参与进来,才有可能少犯错误,以较低的成本和代价换取质量较高的增长和发展。财政支出、项目投资从来就不应该是政府自家的事情,公民也是利益相关的一方,有决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的权利,理应参与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这倒不是说政府决策“不行”,而是说缺了民主程序和民众参与的决策绝对不行。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缺了这个环节,制度、政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就会加大,即使执政者能够做到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或政策的更新,也是僵化的和脱离民意基础的。

 作者: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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