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查谣”与“辟谣”

　　“谣言”或许不好，但追查谣言与辟谣的区别更重大。专制政府是不屑“辟谣”的，它们只会严厉地追查“谣言”。民主政府没有霹雳手段，所以总是忙不迭地“辟谣”。因此，考察一个政权的性质，通过观察“查谣”、“辟谣”多寡的情状就很有效。
　　中国人过去说“民主”，往往后缀着“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类屁话。
　　恩赐的“民主”下哪来的畅所欲言？权倾天下的人对你说：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尽管说，我不会定你的罪。既然有罪与否要由权势者定，你还敢信“言者无罪”？拍马屁还来不及呢。
　　什么时候盛传某官“包二奶”，某官不是急令爪牙追查“谣言”，而是急忙“辟谣”说“根本没那回事”，这就离民主社会不远了。
　　我这一代人很是有幸见证了很多起有如秦始皇“大索天下”般的追查“谣言”的事件：如追查“总理遗嘱”；如文革中追查“知青之歌”的词曲作者、如追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直至追查“四五运动”的《天安门诗抄》中众多作者。

　　今天的中国“谣言”越来越多了。演艺圈三天两头有人就某某绯闻“辟谣”，体育界的情形也差不多。最有趣的是前不久有消息说，体育总局领导就如何应付足坛越来越多的“假新闻”，在内部示意说：今后只“辟谣”，不查谣。
　　中国足协还算明智，但赞美就免了吧。它不查谣了，是因为没这个权力，而非真有了民主法制意识。
　　1995年，有记者写了篇《十问中国足协》（这篇报道确有失实之处），当时国家体委在伍绍祖的授意下严查此文作者及发表媒体，一时鸡飞狗跳，轰动京沪体育圈。结果那个用笔名写作此文的记者被查出，当即开除公职，刊登此文的《新民体育》主编也被撤职。可笑的是这闹剧还不算完，我后来应上海媒体之邀用反讽笔法借机把中国足协此举大大“夸奖”一番，伍绍祖治下的国家体委居然识破了我的歹毒用心，表示也要“严查”。刊发拙文的编辑万分紧张，在电话中问我咋办？我说你就把我供出去好了，没关系，他们想找我算什么账，我奉陪。
    五年过后，看看体育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谣言”，我还真不能想象五年前居然会发生那样的事。
    今天的“谣言”已经不限于娱乐圈，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同样如此。
    前不久有传闻说，2001年手机实行单向收费，中国电信部门立即辟谣否认。并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那解释虽不能接受，但这一“辟谣”之举的意义，比起娱乐体育圈显然更重大。因为放在一二十年前，这个“谣言”被定性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严厉追查都是有可能的。
  
　　一个社会，政府机构常常出来“辟谣”，相对于公众被三番五次地警告禁止传谣，甚至动不动就被追查，无疑是巨大进步。
　　最后说件十年前北京某报的一个大笑话：该报某“清查小组”整某人，追问此人某年某月某夜在何处公干？答：在家睡觉。又问：“谁能证明？”答：“我老婆可以证明。”清查小组当然不能罢休严厉反问：“你老婆怎么可以证明！”不料对方不吃这套，愤起反击道：“我老婆不能证明？你的老婆可以证明！”闻者无不拍手称快。
　　如今这样自找没趣的货色尚未绝迹，但从“辟谣”数量有明显增长的趋势看，这种货色将会越来越少。

赵牧，牛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