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許知遠:另一種態度看中國

錢穆用溫情看中國,我們能否在官方傲慢和民間焦躁間,尋找理解中國的新態度?

華盛頓真是一團糟,這個國家正不可避免的衰落。我的美國朋友不斷表達他們的挫敗感。很少有國家像美國這樣熱愛談論自己的衰落。半個世紀來,它害怕自己趕不上蘇聯的人造衛星,擔心日本的經濟奇蹟,而現在它覺得中國人趕上來了。

我怎麼也看不出這國家怎麼會衰落?矽谷(硅谷)與好萊塢在這裏,哈佛與斯坦福(史丹福)在這裏,《紐約時報》與國會圖書館在這裏,它們不僅代表著過往的「美國世紀」,也通向未來。我該怎樣勸說我這悲觀的朋友,是的,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貪得無厭,華盛頓的政客們相互對立,但你不需要重建整個政治制度,不用擔心經濟放緩後的社會騷動,而且你們還能公開爭辯一切,用選票來催促政治人物做出改變。

而你們憂慮的奮起直上的中國則面臨著要重建整套制度的挑戰,倘若這轉變不夠順利,它必然也伴隨著整體性的動盪。而這一切憂慮,只能在沉默中、或是情緒式的隻言片語中表達,因為不能被公開的、系統性的討論,這危機化作了更令人沮喪甚至絕望的陰影,它不激起人們的鬥志,而鼓勵人們逃離。當你在談論癱瘓的華盛頓時,北京才陷入了真正的癱瘓,從政治參與渠道、二環路上的交通狀況、到人們皮膚上的毛孔,它們都處於某種堵塞狀態。你說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貪婪,倘若你打開中國官員們的資產清單,你會知道什麼叫真正的掠奪。是的,世界曾讚嘆過中國極權的效率,修建一條鐵路、一片廠房、興起一個城市,似乎都在轉瞬間完成,但極權的浪費、敗壞卻被暫時遮掩了。如今這內部的敗壞因常年的遮蔽而更為發酵,它導致了深深的潰敗。倘若一個國家沒有獨立的學術系統,沒有推崇創新的商業環境,沒有對公泷負責的政治制度,沒有值得信賴的知識與精神領袖,沒有揭露弊端的新聞媒體,它的發展怎麼可能持續?

在向我的朋友列舉了這麼多的中國困境後,我陷入了一陣虛空。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當我談起中國時,似乎常陷入莫名的激動。我的陳述中,有著下意識的悲觀論調,似乎唯有揭露、詛咒這個中國,才可能描述它、幫助它,似乎因為在現實中深深的無力,才導致在言辭上的過分激烈。

我多少感覺到,悲觀主義是一種特別的誘惑。它有一種情感上的優越——我深思熟慮、未雨綢繆。卻可能標誌著智力上的懶惰,列舉困境總是容易的,想像另一種可能則充滿難度。

每個國家都會遭遇它的轉折時刻,它帶來未知的恐懼,也可能激發起特別的熱情與創造力。我還記得,一直到五六年前,我還熱情洋溢地談論著中國的興起,它代表著歷史的新動力、世界的未來。在這情緒背後,是我試圖分享大國榮耀的個人虛榮。而在過去幾年中,我又成了一名尖銳的批評者,意識到這種批評才是一個嚴肅作家的職責所在。但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被某種批評情緒所裹脅,陷入了一種單調的思維與情感中。因為不斷的重複,批評變成了令人厭倦的姿態,它也遮蔽了我對這個國家的深入理解。中國不僅代表著糾纏在一起、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困境,也代表著對個人理解力與創造力的激發與挑戰,它需要一種深刻介入的熱情與耐心。沒有這種熱忱與耐心,你的批評是淺薄與碎片式的,你的參與是短暫與淺薄的,你的離去與躲避則只能帶來人生更多的無力感。

在中國陷入最深的危機時,錢穆用「溫情和敬意」的態度描述中國的過去與現在。而此刻的我們呢?我們能否在傲慢、浮誇與愚蠢的官方語言,與亢奮、焦躁、嘲諷的民間情緒之間,尋找一種新的理解中國的態度,唯有這種描述與思考方式,可能讓我們尋找到各種問題的內在邏輯,並且有耐心來面對這些困境。在這樣的態度中,你會發現中國的另一面,它是一個等待著重新發現、整理與建設的巨大實驗場,它能給幾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奮鬥的歷史舞台,它能激發起對人生與世界的重新思考。

在悲觀、厭倦與逃離盛行的此刻中國社會,我們常忘記了這充滿希望與挑戰的另一面。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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