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輸掉了中國？（5）
明镜新闻网編譯蕭伃君
假設性問題
林霨表示，歷史敘述到這裡，有個曾經政治敏感的問題浮現了：美國當時可以做什麼或改變什麼，使中國共產黨無法贏得中國？像這樣的問題摧毀了戴維斯的政治外交生涯；戴維斯的《回憶錄》也必然地會讓讀者思考這個問題。
戴維斯世代的中國通，不論是外交官或是記者，比起國民黨，他們通常會對共產黨有更好的評價，而戴維斯當然也不是個例外。戴維斯在政治氣氛詭譎的重慶內對國民黨有近距離的第一手認識；對共產黨的認識則通常是經過報導以及一次共產黨戰時堡壘延安的訪問。
費正清與戴維斯等人都支持共產黨。
林霨指出，戴維斯相信，在中國發生的事絕對不只是一場戰爭，如他之後在解釋為什麼馬歇爾計劃為什麼不能像它拯救西歐那樣拯救中國的國民黨時表示的：中國正在經歷“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所帶來的陣痛。因此，林霨稱，戴維斯不認為蔣介石個人必須對國民政府的問題負全責；這些問題的最終原因是中國老舊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這些根深蒂固的結構讓任何政府對於動員和國家重建的嘗試都受到極大的挫折。戴維斯表示蔣“受制於他所操縱的可悲力量”。
《華盛頓郵報》的亞德利則認為，戴維斯和史迪威對共產黨並沒有幻想，但是，他們的確希望說服中國內部的軍閥能夠和平解決他們之間的對立和爭議、並共同建立起一個妥協式的政府，而不是讓中國發生內戰；但是，很遺憾地，在二戰後是後者成為了歷史事實。但戴維斯和史迪威的直覺，其實是屬於保守一方──也就是，他們願意接受讓蔣介石的腐敗政權繼續執政，這種代價換來的必須是中國積極參與對日抗戰。
然而，戴維斯和史迪威對共產黨力量的誠實分析與報告，最後卻成為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美國第二次紅色恐慌(Red Scare)中，政治投機者對付他們的武器。對史迪威而言，誠實的代價是羅斯福屈服於蔣介石的要求將史迪威召回美國；對戴維斯而言代價是他的工作，以及直到被平反前的聲譽。
民主的共產黨
美國和重慶的蔣介石政權之間充滿衝突。據《紐約時報》報導，戴維斯當時的報告，表示對中國內戰即將開打的擔憂，他更擔心在這場他認為共產黨將贏得勝利的內戰中，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將迫使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倒向蘇聯。
戴維斯於1944年11月15日在筆記中寫道：“我們不應該現在就放棄蔣介石，但是我們必須要實際一點。我們一定不能無止盡地替一個政治上已破產的政權背書。我們必須也作出一些努力贏得中國共產黨的信賴，而不是讓他們必然全然地倒向蘇聯。”
林霨指出，戴維斯支持1944年7月在延安創立的美國觀察團(Dixie Mission)，他也支持同時對共產黨和國民黨提供武器。當他還在中國時，他相信了共產黨所說的親美、民主原則，因此，他慎重地考慮斷除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緊密關係、將中國共產黨拉攏到美國陣營的可能性。延安的觀察團也確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北方的實力，但是，當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想訪問美國時，羅斯福卻不為所動，戴維斯對此感到相當挫折；對羅斯福而言，與共產黨進行任何接觸都將會觸怒蔣委員長。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訪問戴維斯的女兒緹奇‧戴維斯(Tiki Davies)時也指出，美國當時過於執著於國民黨，也沒有辦法想像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緹奇表示，雖然當時美國國內官方許多人不斷表示蘇聯和中國將是鐵板一塊(monolith)，但是，她父親一直強調的，正是蘇聯和中國並不必然會是鐵板一塊，美方要做的是持續地讓蘇聯和中國之間存在著間隙、鼓勵中國共產黨並避免他們與蘇聯結盟。
戴維斯不只認為當時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現代化，他們也比國民黨更不專制。1945年底，當戴維斯已在莫斯科時，毛澤東接受路透社的訪問，他在訪談中表示，假使他取得政權，他保證共產黨政府會實行一個完全民主、秘密投票的多黨制度。許多外國人被這番言論說服了，同樣，也被毛澤東說服的是中國人。戴維斯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往一種“可能的民主民族主義”前進。
林霨表示，這種觀點在當時相當普遍，尤其是在美國外交機構內、以及那些與史迪威有關係的人們。從今天擁有的信息看來，他們當初的確不甚正確，但是，他們長期擁有影響力。林霨在哈佛就讀時的老師費正清也與戴維斯等人有相同的結論。費正清曾對他親近的同僚坦白地說：“我自從1940年代就支持這些（共產黨）人。”（林霨表示，費正清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事件後才正式與共產黨人決裂。）（《外參》第34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