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在來到美國之前，你從書房走出，廣泛介入中國大陸的各種人權活動，你自己也說，你是“一名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最近十年以來，劉曉波所從事的人權活動都有相當程度的參與，你還是一個廣泛社會議題的時政批評家，這是不是意味著，你還把自己定位於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或者你自己說的“異議知識分子”？
余：我更願意使用“持自己見者”這個自我定位。因為，所謂“異議分子”，“異”從何而來？其標準就是當局的立場，跟當局的立場不一樣，才是“異議”。但我從不以官方的立場為標尺，跟官方一樣或不一樣，對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在每一個問題上都發出自己獨立的、真實的聲音來。我不認為我的每個觀點、每篇文章都是正確的，但都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從來不會隱瞞任何觀點，即便某個觀點讓我成為“異議分子中的異議分子”。
至於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語在中國已經變成了貶義詞。我當然承認自己具有相當的公共性，但我對這種公共認同仍然保持相當的警惕，也就是說，我有時候需要讓自己具有某種“隔離”的狀態，才不至於被“民意”所左右。不當官和商的幫忙和幫閑容易，不當大眾的幫忙和幫閑難。
眼前的北大與想像中的北大完全不同。
《中國密報》：我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你說你追求劉曉波走上了一條少有人走的異議知識分子道路，這起碼是你畢業離開北大之後發生的人生故事；而在這之前，你已經被錢理群教授說成是“精神界戰士”了，與“異議知識分子”有了神通。在中國高校，雖然北大一直生產各種反體制的“精神界戰士”，但畢竟鳳毛麟角，也許北大是你成為“精神界戰士”的催化劑之一，但我想北大肯定不是唯一原因，還有其它原因嗎？
余：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我們共同的情結了：“六四”。雖然我比“六四”那代學生年輕好幾歲，“六四”的時候我才剛剛初中畢業，身在成都郊區的小縣城，並沒有親身參與這場民主運動，但“六四”確實成為我的“成年禮”。我記得，那時候，我每天晚上都悄悄收聽美國之音和BBC的廣播，知道了屠殺的真相。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考上北大，承接北大民主自由的傳統。那是我精神上的一個轉捩點。
在我們那個小縣城裡，每年差不多一千名參加高考的高中畢業生，大約只有一兩個人能考上北大。我成了這個幸運兒。然而，當我1992年考入北大的時候，卻發現眼前的北大與想像中的北大完全不同，“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北大陷入政治高壓與經濟誘惑雙重壓力之下，偌大的校園，幾乎安放不下一張書桌。
那時，在北大的課堂上很難聽到太多的真知灼見，敢言的教授要麼被趕下講檯，要麼變得謹言慎行。不過，我找到了一處世外桃源：那就是北大圖書館的“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小小的閱覽室，平常很少有人來看書，也許大家都不願讀豎排版的繁體字吧。我卻在裡面找到若干禁書，如台灣早期黨外運動的歷史、台港學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全新敘述等等，讓我豁然開朗，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也由此建立。
然後，我就開始了寫作，這些作品我名之曰“抽屜文學”，我知道它們難於發表，只能被鎖進抽屜。我打印了少許出來，在師友之間傳播，後來越傳越廣。幸運的是，經過錢理群教授的推薦，我的第一本文集《火與冰》在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出版問世，並被視為八十年代民主自由思想薪火相傳的標誌。可以說，我的成名是在一夜之間。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這本書安慰了許多在黑暗中求索的年輕人的心靈。那時，一年間我就收到了幾千封讀者來信。
《火與冰》其實是一本隨想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以片段式的文體來表達的，當時是受到尼采的《權力意誌》和《世說新語》的啟發。長的片段，可以長到兩三千字，可以獨立成為一篇文章；短的片段，也就一兩百字，當然是以短的居多。當今天推特和微博成為人們喜愛的交流工具乃至形成一種獨特的輿論力量的時候，我這才恍然發現，十多年前的不就在嘗試這種推特體和微博體的表達嗎？（《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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