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王希哲
小百科：“李一哲”事件
“李一哲”案是“文革”中轟動一時的事件。中國官方記載：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 哲、郭鴻志等人以“李一哲”為筆名，在廣州鬧市區張貼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長篇大字報。隨即流傳到中國各地和港 澳、台灣。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認定此為“反動大字報”，1977年12月，“李一哲”更被宣佈為“反革命集團”，上述四人被判刑，許多人受到隔離審 查。1978年年底，習仲勛、楊尚昆等省委領導給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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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前，明鏡集團何頻先生就請希哲對習仲勛當年與“李一哲”的交往作一個回顧，既有史料價值也有現實意義。希哲考慮良久，因習近平新任總書記的緣故，今天要寫點什麼回顧習仲勛，無論落筆濃淡輕重，總不免跋前疐後之難的。不若歷史文字素裝示人，由人評去。——作者注
最後，郭鴻志附了幾首詩，最好的是一首古體：
民主法制似幽靈，
飛出嶺南迴蕩行。
萬象紛紛歸辯證，
眼前風景當年夢。
勢不兩立廣州幫，
橫拼一煲烹五羊，
瓦碎卻飄貝葉香。
但是，當我正在大聲諷誦“民主法制似幽靈，飛出嶺南迴蕩行”的時候，一個簡直難以置信的消息被中央廣播電台廣播並登載在各大報上了。這就是7月13日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民主和法制》。
這篇文章批評了文革中法律虛無主義的錯誤，抨擊了四人幫把專政指向人民的罪行。
這些年來，“民主法制”已經成了“李一哲”的識別符號，成了“反動”、“反革命”的同義語。但一夜之間，它成了正面的、革命的口號，成了中國人民理應爭取之的理想！
陰霾很快會被掃除了，正義很快會被伸張了。我想。
“李一哲”自左至右：李正天、郭鴻志、王希哲、陳一陽。
李正天按捺不住，宣佈絕食，要求立即釋放。四天後，他才在郭鴻志的勸說下復食。
陳一陽則莫名其妙地瘋狂起來，每天在倉內大喊大叫，胡言亂語。不久，被送去了槎頭犯人醫院治療。
興奮的消息繼續傳來。中山紀念堂召開因反“四人幫”入獄工人莊辛辛平反大會。李堅真接見了他，並正如我們所估計的，李堅真透露說，莊的平反遇到了極大阻力，直到“省委主要負責人親自過問”，才得到了解決。
果然是習仲勛！
大局已定，我反而感到太緊迫了。因為我要求自己務必在出獄前，讀完四卷《資本論》。
我全身心地埋下頭去讀這部書。
偉 大的馬克思。這部書對我的影響是“劃時代”的，它是我從“光明”走向“黑暗”的分水嶺。如果說過去我還是被共產黨驅迫著走的話，那末在此之後，我則是自覺 地向“黑暗”走去了。1979年至1981年，我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中所寫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毛澤東與文 化大革命》等，實際上，不過是我這段時間讀《資本論》的筆記罷了。
決定我思想變化的主要幾點是：
一，“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它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這個自然的過程。因此，無論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抑或中國的社會主義，無論建立它的動機多麼崇高，試驗多麼偉大，在自然的經濟運動規律面前，它們都是要最終失敗的。
二， “一國社會主義”或“數國社會主義”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謂國際資本的鎖鏈能不能在其薄弱環節被打破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市場問題，一個決定於現代 國際化大生產的世界貿易網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生產（除非它堅持小生產）不可能脫離世界市場。斯大林設想的二個平行的不同經濟體系的世界市場在價值規 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長期存在的。強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最終要把行政強制的“社會主義市場”吸引過去，淹沒過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來組 織生產和交換(即所謂“改革開放”），並進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來改造它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這樣，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復 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專政職能的基礎是經濟管理的職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個 職能由組織生產的資產階級來執行。共產黨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官僚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共產黨官僚是這個國家生產的計劃者和組織者，它就當然掌握 了專政的職能。這個專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專制的，秘密在於它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就在於它一 開始就是用強制才建立了這個違背自然規律的經濟制度。如果不改變這個制度，哪怕一個真心希望民主的“開明的”共產黨領袖，也是無能為力的。而正因為他越開 明，他的結局也就越悲慘！
監獄外面，冰川已開始消解，春潮已日漸澎湃。“李一哲”捕後，被官方認作“李一哲分子”的 成百上千的人士受到了牽連。他們或“辦班交待”，或隔離審查，或拘押逮捕。習仲勛主粵後，特別是莊辛辛平反後，“李一哲”骨幹分子們又開始在蓮花井聚合起 來，他們上書習仲勛嗚冤，甚至再次把大字報貼上街頭。
但這已經只是浪花了。真正的春潮發生在北京，發生在離中南海不遠的一個叫“西單牆”的地方。
西 單民主牆運動是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延續和發展，它的骨幹大多經受了1976年白色恐怖的考驗，成熟而堅強。現在，為打倒“凡是派”和爭取“天安門事件” 的平反，他們又站立了起來，以一個完全獨立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姿態，不屈不撓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面前，從此，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把她消滅了。
啊，我當時要是跟他們在一起多麼好啊！
這一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我終於走出了監獄。
習仲勛的陽光
還是那麼巧。12月30日中午，我午寐不成，信手翻開唐詩便讀：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迴環誦讀，興猶未盡。所長開門來了，要我收拾行李準備走。
“走？出監了麼？”我不意外。
好，走吧，也該走了！
我和李正天一車，送到了東湖公園的省委招待所。一會，郭鴻志、陳一陽也到了。
省委安排工作人員王大力住進招待所，負責我們的生活和聯絡。新華社記者雷力行也住進來負責進行追蹤採訪。
王寧到了。他不是召我們立即開會，而是坐在一邊閑聊；美院院長胡一川、我廠政辦潘主任、廣播事業局局長李超、省委宣傳部原宣集文負責人林江等，也都來了。
終於，省委書記吳南生走了進來，他矮矮的個子，布鞋，一身十分樸素的舊中山裝，態度和氣，說話帶著顯然的潮汕味。他滿臉帶笑地與我們握了手，問了姓名，便帶我們進入了一間小會議室。服務員送上茶和香煙。
吳南生先看看我們，說了點笑話：“我是在河南的時候，看到“李一哲”大字報的，那時想，不知寫這些東西的又是何方神聖。想不到，現在親自來處理這件事。”
他宣佈，省委研究決定，為“李一哲”和“李一哲”大字報平反。
吳南生一條條地列舉了“李一哲”大字報中批判林彪、“四人幫”的議論。
他還特別地提到了宣集文指責“李一哲”“為海瑞（彭德懷）落實政策”的要求。
他說：“現在我們不是為海瑞落實政策了嗎？……你們宣集文打不過“李一哲”。”
他對林江說。
我 忍不住插話說：“南生書記，我們感謝省委為我們平反。但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的大字報是沒有缺點錯誤的。我們反對‘四人幫’，但也不可避免也會受到‘四人 幫’的影響。我們從大字報的一開始就宣佈我們願意聽取任何人對我們的批評甚至批判。我們反對的，僅僅是用行政強制的力量，不讓人說話，把人打成反革命，甚 至把人抓起來。現在我們平反了，但我認為宣集文仍可以堅持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繼續平等地辯論。”
吳南生點頭讚許。他說：“對，共產黨的耳朵應該聽到不同的聲音。可怕的不是群眾有不同意見，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我那時還不知道這原來是鄧小平的名言）。“
吳南生繼續說下去。
他解釋了當初省委對“李一哲”性質作出錯誤判斷的若干原因。我不滿意的是聽他說，批判“李一哲”是為了穩住廣東。這顯然是焦林義一幫的託詞，先姑妄聽之。
他特別提到國民黨方面曾企圖介入“李一哲”問題，曾派人來廣州聯絡陳一陽相機策反，逃亡香港，轉送台灣。
我聞之大駭（那時，這是殺頭之罪），驚異地望著吳南生和王寧，說：“有這樣的事，我怎麼不知道？”
王寧不動聲色。吳南生說：“你是不知道，所以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如果你們是知道的，我們今天也就不可能坐在這裏了！”
陳一陽默然不語。
這事，十幾年後我才從葉振光那裏知道真相：（《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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