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措施要先行
中國若要進行“新型城鎮化”，兩極分化、農民工、勞動力人口、土地等問題都無法置之不理。蔣曉泉認為，城鎮化第一步應該從政府規劃開始。比如土地問題，如何界定符合地方政府的權限？房屋擁有者對土地擁有的權限又應如何？因此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必須跟上，配套措施要先行。“這是系統工程，跟早期摸著石頭過河不一樣。”
城鎮化許多問題與農民工相關。根據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和亞太研究院教授孟昕的統計，在城市的農民工人數在1997年是3千9百萬，2005年為1億3千萬，2009年為1億5千萬，95%的農民工從事沒太多技術含量的低端工作，農民工在城裡待的時間平均為6年，如果能夠平均多待一年，城裡的農民工就會增加2千5百萬，制度和政策的改變能延長農民工待在城裡的時間。
孟昕指出，按照經濟學上講的最優的城市規模，中國的城市規模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現在至少還有40至50%的人還在農業上工作。
勞動力人口減少的問題，同樣影響著城鎮化。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15至60歲人群佔總人口比例在2012年首次下跌，滑落了0.6％至69.2％，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的經濟學家姚偉認為，雖然部分人認為城市化能抵消高速的人口老年化趨勢，這種被李克強稱為“新型城市化”的想法，也已經激起了另一輪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建設的希望。但從城鎮人口增速大幅下滑的情況來看的情況來看，中國勞動力人口已經觸頂，城鎮化的進程被錯誤解讀。
根據聯合國的估計，中國的勞動力從2015年到2020年時，將會縮減，結果是中國資本存量的減緩成長，這一部份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佔了GDP的40到50％。
姚偉指出，首先，勞動力的減緩成長，讓中國從沒有如此接近過“劉易斯拐點”，在此拐點上，原本的農業多餘勞動力已完全被吸收到現代產業中，農民工工資在2003年至2008年間，從每年10％的速度，成長到2010和2011年的將近20％。當工資持續上漲時，貿易性商品的競爭力將受到影響，經濟結構也可能會更多地傾向服務業。
第二，勞動力人口的降緩也讓儲蓄率降低、資本開銷增加，這會導致投資股本的降低，以及／或經常帳剩餘的減少。
《金融時報》的博文指出，勞動力人口減少的一個明顯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但即使立即終止這項政策，勞動人口也無法馬上增長，實際上，許多中國家庭擁有一名以上的孩子，而且在今日的社會中，許多家庭只想要一名孩子。
文章稱，雖然中國政府可能在未來幾年放鬆一胎化政策，但最好的方法還是鼓勵人們進城、從事更具生產力的工作，這也似乎是李克強一直想做的事。問題就在於如何鼓勵。
姚偉認為，中國還應該改革社會安全系統，移除妨礙勞動力流動的帳礙、幫助創造城市工作，例如改革戶口制度。目前，三名城市居民中，只有一人有戶口，農民工幾乎無法取得城市戶口，無法享受福利，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居民子女沒有同等上公立學校的機會，農民工也必須接受更低的工資，這進一步導致沿海城市的勞力短缺。
姚偉說，農村居民如何流動到城市，也有賴政府出台良好的政策。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的報告，將一名農民安置到城市的財政開支約是100元人民幣，估算到沒有戶口的農民工人數，政府可能需要在城市化上花費40萬億元人民幣。
許多人將城鎮化視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驅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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