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參》編譯袁來富
2002年11月16日，當感染SARS的第一名病患病急就醫的那天，北京政府才剛開完“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是中國首次和平接班的經驗，從十六大到隔年3月兩會前，對江澤民與其上海幫黨羽來說，“國家政權穩定”是中國最高利益，
中國政府最初固執己見，官員的怠惰與傲慢，讓無知、無辜的民眾，在當年春節假期毫無防備地走進春節運輸的擁擠人潮，讓SARS冠狀病毒有機會傳遍全國31個省市，更讓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孫逸仙紀念醫院）退休教授劉劍倫，在毫無警覺的情況下，將所感染的SARS病毒帶去香港。2003年2月22日劉劍倫因身體不適就診前，他已經在下榻的香港京華國際酒店，將致命病毒傳染給其他七名入住旅客。
當時71歲的北京301醫院退休醫生蔣彥永告訴記者，他認為政府若未能公開正確訊息，恐怕將導致更嚴重傷亡，他並表示當年稍早參加兩會期間，與會人大代表便都清楚“非典”的危險性，但中央仍做出對外保持緘默的決定。衛生部長張文康的不實說法，更讓前線醫護人員怒不可抑。
隨後於4月20日，中共中央免除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職務，並由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高強，首度公開非典確診病例，接下來兩個月時間，央視天天公布最新疫情。當時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胡溫政府，後續也明快處分各地失職（瞞報）官員。
溫家寶2013年2月1日在中共機關雜誌《求是》發表的十年執政回顧，提起當年的抗疫工作時表示：“2003年抗擊非典，暴露出我國應急管理體係比較薄弱”，新華網近期發布的非典十年回顧，則稱當時政府的轉變是“流言倒逼信息公開”。
如今事隔十年，中國政府已經學到教訓了嗎？蓋瑞特持否定態度，她認為H7N9病例出現至今，中國政府的應變態度進步非常有限。首先，H7N9病毒出現，碰巧也遭遇北京前後任政權的交替，導致中央必須冷處理H7N9病毒的相關發展，對於這個神秘且危險病毒，全國上下的關注程度，還不如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倒台、溫氏家族財富醜聞這類可能影響國家“穩定”的政治八卦。
同樣的，中央輕忽H7N9病毒威脅的態度，讓北京無法在五一假期前，要求民眾採取事先預防措施，以減少病毒蔓延全國的可能性，就如同SARS襲華期間，中國錯失防止春運人潮擴大傳染範圍的良機。
因此，原來分散、侷限各個地點的傳染情況，可能在五一假期後發生劇烈變化。這種假設並非危言聳聽，根據世衛組織的感染通報紀錄，中國的SARS感染的高峰期，就坐落在2003年4月底到5月中旬之間，合理推論，許多感染確實因為五一假期出遊，進入公共運輸系統的人數增加而惡化。(《外參》第37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