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14）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王軍濤（續前）：因此，不要再指望新核心解決問題，也不要指望什麼頂層設計來有計劃、有綱領、有步驟地搞什麼改革解決問題。因為，如果執政者真搞頂層設計，以現在的腐敗吏治和糜爛綱常，也無法實施。如果要做到令行禁止，就要整黨、整風和反腐，這又是逼反貪官，亂黨亂國，是自殺。都說改革會自殺，其實反腐也是自殺。王朝末世，左右進退都沒路。
頂層設計對中國現實問題無解，但絕不是中國問題無解。跳出以高度集權的黨政機器作為實施機制的頂層設計的思路，才能找到解。這就需要我們把眼睛轉向民間。剛才國巍也說，民間有想辦事的，但官場逆向淘汰，把想幹事、能幹事的淘汰了。如果把這個思路引申一步，在整個中國審視變局的條件、動力和前景，就不僅對出路有信心，而且認為信心有堅實的理性基礎。中國有的是改革的動力，有的人願意從政、想有作為、並且有能力。
革命並不可怕，恐懼是來自無知
但是，這要我們跳出一個思想盲區，這就是：談論政治選擇，一定保證有秩序——這才是眼睛總盯著頂層設計的原因！因為，盯著民間就要打開體制，過程就不確定了，看不清會發生什麼、怎樣發生以及如何應對。特別是出現各種吵吵鬧鬧的爭鬥以及不體面的摩擦，甚至出現暴力衝突和內戰，這些都使得人們不願意討論沒有計劃、沒有統一綱領和清晰變化秩序的改革進程或道路。有些學者想搞憲政，但也希望是黨主立憲；他們也認為，只有頂層設計和中心規劃、指導和規範的政治進程才靠譜。
解決中國問題要換個思路，跳出頂層設計和上面指導的思路。而做到這一點，就要跳出必須看清演進格局和前景才選擇和行動的思想盲區。其實，政治是博弈，演進格局和結局都是博弈的結果，都有不確定性。即使在專制皇權體制中，政治過程雖然日常運作井然有序，但關鍵事件是陰謀，重要過程是黑箱或灰色過程。我出國學習政治學，再看美國政治，特別是日常生活中體會美國的政治運行，才真正理解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爭權奪利的過程——政治家爭權、老百姓奪利，決定勝負和分配權和利的過程就是政治。
既然政治是結局和過程都不確定的博弈，既然這類博弈從來就不是透明的可控進程，那麼跳出朝廷的視野就是可以的，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政治。這樣，民間啟動的政治轉型甚至革命都可以接受。如果研究政治史就可以就發現，凡是搞革命的國家，都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像法國、俄國、中國，都是這樣才發生了暴力革命——因為鎮壓力量太強大了。好消息是，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現代政府出現之後，革命可以是和平革命——但還是革命。
中國學者秦暉認爲：革命未必比改良流血多。
革命並不可怕，恐懼是來自無知。秦暉先生最近說了些話，講革命比改良可能更少流血，也可能更有藍圖。我接著他的思路。革命最大貢獻在於把原來體制壓制的人才解放出來，把原來堵死的機會釋放出來。那些在舊體制束縛中的野心家、陰謀家、投機分子，都可能是民主憲政運行中的政治人才。改革有個誰來改的問題，動力在哪裡的問題，革命沒這個問題。想革命的人很多，革命也可以不激進，不那麼混亂。勝平對革命的批判其實是對騷亂的批判。革命或許會伴隨著騷亂，騷亂中你抓一塊、我搶一把是難免的。但革命作為一個改變政體或者改朝換代的持續政治過程，必須歸為有其綱領、計劃、秩序和道德的力量。在上升時期，革命者常常有清教徒般的簡約文化；他們不是嘯聚山林的土匪，否則他們不能打天下。
革命對舊體制的關係也不是那麼激進。辛亥革命之後，最高權力產生方式變革了，但文明社會的基本規則仍然基本沿襲舊制。只要不是共產黨革命那種帶數百萬軍隊接管舊政權，那麼革命後的官員也基本上是舊官員轉文官。他們的職位和職業聲望更有安全保障。至於清算，在一個憲政法治程序中，很難做到。那些玩股票、在金融資產組合中發財的人，你無法清算。那掌握國民資產總值五分之一的三大家族後代不過是企業老總；一旦免職，他們就沒有這些經濟權力。這些制度性的腐敗，你可以制定新規定取締未來收益，但無法清算過去的獲益。
有種說法，中國政治出路不在朝廷，而是在民間。但民間也不是沒有問題。由於當局高壓維穩，使得民間招惹官府的政治博弈代價昂貴。領軍人物都是單個事件出來的，還有的是被迫害出來的——被打一頓出了名。這些人有氣節、有操守、有品德，但這是社會賢達，還不是真正的社群領軍人物，不是在長期的組織化專業活動中經歷各種風浪、全面操盤事業中形成的領袖。現在的民間運動和反對力量的領軍人物，距離治國安邦和憲政民主的運行需要的人物素質還差得很遠。常年堅守者中還不乏社會的邊緣人：意志和個性剛強，但心態和習性都與正常社會的規範格格不入。
未來中國的出路是各種政治力量共同創造出來的。不會是執政者單獨搞頂層設計規劃指導出來的，也不完全是現有民間領袖的博弈。其實，只要政治破局，各種力量都有機會加入博弈，他們也必須加入新的博弈才能保持或獲得權位和利益。在這個改革的動力機制中，執政者仍然可以有頂層設計和作為，其作為仍然可以有重大的積極的建設性角色作用，但這不是控制演變格局。而是啟動、影響局勢，在較好的情況下是駕馭局勢不翻車，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就是引領局勢。
總之，我不相信中國現在的問題還是改善行政治理模式能解決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什麼計劃可控的進程。當然，我認為國巍可以繼續研究，我也衷心祝願國巍成功。如果有個自上而下的作為成功了，國家少陣痛，人民得到實惠。勝平上書的觀點沒錯，但思路也是不現實。你為共產黨想退路。他們有路可退時不退，等不得已非退時已經無路可退了。我主張我們有一種新的思路邁向憲政民主的轉型：讓朝野各種力量都有機會。這需要我們對政治有新的理解，一種關於轉型更符合現有經驗的現實主義的理解。
鄭國巍：我想強調的是創造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按照傳統的說法，一個政權腐敗到這種程度，早就要被推翻了。
我有這麼一個假設：我們都不願意看到現在這樣一種信息的技術、交通的技術，支撐當局這麼一種構造，那麼，何不利用現在這一套信息的技術、交通的技術，來構造新的話語？
在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前，首先要有一場溝通的革命。這個溝通的革命，是決定這場政治、社會轉型的成本的重要因素。人都是政治動物，政治過程很難設計、不可能控制，要想設計、控制，這個話語裡面是出思想、出人物、出知識的。那麼，你就很難說我這個“溝通革命”是反對政治革命、反對社會革命的，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催化這些革命的。當大家能夠清晰地看到一種可能性的時候，革命反而會被加速。我更在意的是，我們用什麼方式、什麼規則、什麼態度來討論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然而，中國精英在這些問題上，受到的各種制約特別多。我們之間的溝通，從內在的規則到涉及的知識，抱持的態度，都存在很重大的問題。正是因為溝通的不成功，在現在的信息條件下，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潰敗延續這麼長時間——這兩者之間是存在相關性的。（《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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