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韩之争：庸常时代里的庸常新闻

如何看待方舟子、韩寒及二人各自粉丝之间的纷争和论战？这是一个月来我被追问得最多的问题。我非意见领袖，却也经常被迫发言，足见这场贯穿龙年新春的口水官司影响之广、之深。

鉴于自己好歹痴长几岁，我一般也会对那些想要摆开架势与我探讨一番“方韩之争”的传媒界后辈劝说几句：鄙以为，这是这个“庸常时代”里的一条典型新闻，热闹，但本质仍然是庸常。不仅我本人对它不感兴趣，盼望你们也不要把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在这种低层次的无聊争论上，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更值得我们大家去关心，有太多的书和文章更值得我们去读。

不过我很快便发现，这丝毫不能给身边的“挺韩派”或“挺方派”稍稍降温，更不要说浇灭他们心头的熊熊战火了。于是我想，不如干脆把自己对这场凭空生出来的事端的看法简单总结为以下几句话，写在这里，既是与媒体界的朋友交流，也是向读者讨教学习。

第一句话：

方舟子这回的“打假”实在是打得莫名其妙、可笑无比。说起来，方舟子应该早就已经过了爱冲动的年龄，而且也算得上名满天下了，我真的搞不懂他这是为的什么。是不是韩寒此前刻薄的揶揄不小心触到了他哪块痛处？但他自己一贯的话语方式，岂不是比韩寒更加刻薄伤人？

有人宣称，社会应当维护方舟子揭露韩寒的权利。这还用得着说吗？在一个自由的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有揭露任何他人不端行为的权利。问题在于，退一万步说，就算韩寒的那堆东西全都是别人代笔，但他并没有靠它们博得过诸如“茅盾文学奖”之类的国家荣誉，也没有凭借它们捞到过好比“作协主席”之类能够接受纳税人供养的国家特权身份。韩寒的作品乃至韩寒这个人本身，完全是市场经济中自由交易的产物。那么，就算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过“韩寒”这样一个真实的作家，它只是一群年轻代笔者的集体笔名，并随手拉来一个长相帅气的赛车手做形象大使，又有什么大碍呢？

当然，这仍然不是说方舟子不可以质疑。但在我看来，方舟子质疑有人代笔韩寒，究其性质，就跟质疑网络上流传的木子美照片的胸部或风蓉姐姐照片的腰肢是假的、PS过的，或者质疑现实生活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叫罗玉凤的女孩差不多。这是他的天赋权利，但对这种权利的滥用却泄露了他无事生非的浅薄一面。

第二句话：

对于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四处弥漫流窜的各种版本的关于“方韩之争”的阴谋论解释，我一概嗤之以鼻，并建议读者也自觉提高对一切阴谋论的免疫力。

前文已经说过，法治社会是不追究人做一件事情的内心动机的，那个领域留给了上帝。尽管我认为方舟子这次揭露韩寒的那些内容实属可笑，但这种揭伪行为本身，不管是为了名还是利，抑或是他睚眦必报的狭窄气量所致，只要他的行为没有逾越普适的社会规范——其中包括专业程序、国家法律和道德底线——他的权利就应当得到保护，甚至鼓励。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只要有一套合理的规则，个体的自利欲望往往能够被引导向社会的公益。事实上，这种利益博弈和权力制衡，恰是百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现代民主宪政的最牢靠基础。

既然说到这里，也许就有必要顺便谈一谈本人对方舟子和韩寒二人的评价了。我坚定地认为，就过往历史而言，相对于韩寒的价值，方舟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加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当今中国，澄清真实远比传播观念重要得多。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个国家难道被各种一知半解的观念戕害得还不够悲惨吗？我们难道还应该在原本就已模糊扭曲的真实里增添更多简陋混乱的观念吗？如果社会上更多一些方舟子，那些靠兜售假冒伪劣发迹和发达的观念贩子们就会更少一点肆无忌惮。

对其数以千万计的青年粉丝来说，韩寒的最大价值在于，他总是能用一套机智、甚至狷狂的话语来揭穿包裹于层层壮丽大词之下的伪善与荒谬。然而，这项工作想要持续更上一层楼，需要深厚的学理功底，绝不是会说几句俏皮话就能胜任的。就我个人的看法，这方面做得比青年韩寒更有深度、水平更高的人其实大有人在，比如理论学识和实践经验均远胜于他的张维迎、许小年、任志强等人。

另外，韩寒们向社会传播的那些“启蒙思想”不仅并未比上一代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若放在学理层面认真推敲，其本身尚有许多漏洞和错误。例如，韩寒在回应《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对“韩三篇”的公开赞赏时说，“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我想，自由宪政的真正倡导者听到这样“先后关系”的预设，一定会大摇其头——如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从事批评之前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批评了谁而非批评了什么，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某个政党的宣传干部了。

第三句话：

今天适逢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而骑虎难下的追风青年韩寒眼下所遭遇的窘境，颇有点像近一个世纪前刚刚从大洋彼岸学成返国的胡适——同样的年少轻狂，同样的举国热捧……别忘了，胡适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同样遭遇了一场“假博士”的汹汹质疑。

更要命的是，“暴得大名”的韩寒也有点像当年胡适博士的趋势，从此为名所累，为了自己珍视的名声而不得不活得小心翼翼、畏首畏尾。这一点，从他这次面对麦田和方舟子等人质疑时的高调回应中表现得相当清楚。按照他几年前喜欢展现的那种洒脱不羁，他原本只需要轻蔑地在博客上回以“扯淡”二字，但他却兴师动众地又是悬赏、又是告官，闹到现在简直是湿手沾上干面粉……

我因此很想把这第三句话忠告韩寒：既然你是从市场里来的，就不妨放松心情继续在市场里爬滚，继续愉快地让人当作一个符号消费下去。但假如你不愿意这样下去，并想改变点什么，那索性就躲到一个无人找得到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写你的字。

韩寒自己也许特别在意环绕在自己身上的那圈光环，这对一个只有而立之年的青年来说是十分正常的。但说到底，相比于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博士那里取回“真经”的正牌的胡适博士身上的那些荣誉，韩寒所拥有的，很可能只是这个庸常时代里的一件皇帝新装。

然而，从“胡适现象”到“韩寒现象”，我觉得有一个结论大体能够得到确认，那就是：过去100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智识深度衰败到了何种程度？而如果再将“韩粉”与“方粉”之间丑态百出的话语暴力同当年的新旧文化论战相对照，那么，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又堕落到了何种程度？真是令人不由悲从中来！

当然，我必须特地声明一下，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韩寒的意思。“从胡适到韩寒……”如果必须要有什么人负责的话，这肯定不是韩寒这一代人的错，而是我们及我们的上一代、再上一代的责任。

韩寒在网上发表洛阳纸贵的“韩三篇”以后，我接到过不少编辑的约稿，希望分析评论一下这一轰动一时的“文坛盛事”。我一概予以谢绝，说老实话，我一方面觉得那三篇高论不仅缺乏能够启迪人的知识含量，而且夹杂不少基本的学理错误，因此对它们实在是不敢高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毕竟不能用政治学家的标准苛求韩寒，一个80后年轻人能对社会现实和国家政治如此全情投入并不懈思考，已是实属难得，理应得到鲜花和掌声，而非挖苦和泼冷水。再说了，那些满腹经纶的批评家们自己，又发表过多少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呢？

对此，一位编辑批评我，因为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而在重大观念问题上缄默，不愿贡献一些自己的见解。我的回答是：我没什么羽毛，根本不存在爱不爱惜的问题，我只是不想凑那个热闹而已。说老实话，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一幅泡沫消退后的思想荒漠。

作者：《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原载: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