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6日星期二

政經利益結合是特區深層次矛盾

香港《明報》

特首選舉連連爆出醜聞,再加上近日曾蔭權的接受富豪款待事件,把特區政府的「陰暗面」集中地呈現在公眾眼前。總而言之,是一片烏煙瘴氣。我們所見到的似乎不是所熟悉的香港。

這一片烏煙瘴氣,其實是很好的公民教育。近年無論中央領導人也好、本地論者也好,經常談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沒有簡單明確地說明這個詞的意義。

一場特首選舉戰,讓沉渣泛起,把「深層次矛盾」推到台前,讓香港人目睹簡單的道理﹕回歸後香港日走下坡,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相結合,而又缺乏民眾監督這個「深層次矛盾」。無論現在建制派的特首候選人說得天花亂墜,不會改變這個矛盾。直至香港建立全面民主政治,直至香港公民社會有制衡當權者和富豪的力量,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烏煙瘴氣不會消散。

回歸前,富豪和商界在政治上有影響力,但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有一段距離。因為政治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港英手上,他們以公務員為政治工作的主要骨幹,而社會上的政治活躍分子包括親北京的左派陣營及代表本地公民社會的民主派,他們在經濟領域內都是「弱勢社群」。富豪與商界滿足於港英政府的重商和親商政策,並沒有積極參與政治。

回歸後,多個重要發展令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結合,成為尖銳社會矛盾的重要成因。

首先,回歸後的政治體制確立了經濟既得利益集團制度上的影響力。

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以商界及專業為主體,而在專業界別中,除了教師、社工、醫療及醫護等界別外,其他都與商界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在這些與商界利益密切的專業界別中,只有法律界是比較例外地始終推選民主派的代表,其他的大體上都是支持建制派的代表。

回歸後政治體制

確立既得利益集團影響力

功能組別本來應該是過渡的選舉群組。按照《基本法》,功能組別最早可於2007年取消,但現在不單沒有取消,最少還可延續至2020年,而且還有很多人千方百計把功能組別變成千秋萬代。經濟既得利益集團一旦佔了政治權力的甜頭,死不情願放棄特權。

回歸後特首選舉機制擴大了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特權。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內,第四界別即政界基本上是由中共及其盟友鄉議局壟斷,而第三界別即基層和社區則除了社工及部分宗教代表外,基本上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社會團體來主導。以今屆特首選舉的1200個選委席位來計算,在第三和第四界別的600席中,中共及其領導社會團體與盟友掌握差不多500票,這是他們的鐵票。

餘下的600個選委議席由代表商界的第一界別和代表專業的第二界別來瓜分。如前所述,專業界別內會有一些分組與經濟既得利益集團關係並不密切,這亦是民主派候選人何俊仁提名票的主要來源,但他在商界內一張提名票也沒有!何俊仁在這600張選委票中,得111個提名。撇除一些沒有提名何俊仁也並非代表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的選委,第一和第二界別內最少有450票、或七至八成選委代表這些集團的利益。

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當中,梁振英塑造自己是挑戰商界利益,而唐英年被視為商界代表。其實他們只不過代表經濟既得利益集團內的不同人士。唐英年和梁振英在選委會第一及第二界別內分別取得205個和120個提名。可以說,前者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主流力量,而後者則是想通過這次特首選舉的權力爭逐,改變既得利益集團內的勢力平衡。建制派內訌造成的慘烈戰,正因為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會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再分配!

其次,回歸後中共的重商和親商政策比港英更嚴重,加強了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結合,使這個「深層次矛盾」惡化。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共對資本主義不了解,以為資本主義社會就要由資本家階層親自執政,才會出現在制度上維持並擴大富豪和商界政治特權的安排。

回歸後,中國國情本身出現巨大變化,在內地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快速結合。資本家可以入黨,人大政協內有眾多富豪巨賈。中國本身朝這個方向走,香港亦步亦趨。

前文論及,在選舉委員會中,中共能夠直接影響的票大約一半,其餘一半當中,民主派勢力頂多只有15%左右,剩下來的三成半選委是經濟既得利益集團代表。在首三屆特首選舉中,他們都「衷誠」合作,讓中共及其在港支持者逐步增加政治影響力,而他們會對經濟利益集團投桃報李,讓他們享受更大的經濟利益。

這種不健康的發展是今天大量社會民怨的基礎。而曾蔭權以公務員出身的背景,在替代董建華時,社會以為這種政經利益結合的安排有改變的機會。實際情大大走樣,反而因為除了公務員團隊外,曾在社會上本來沒有什麼個人網絡,於是更積極地為有權力野心的中共支持者和有經濟欲求的既得利益者大開方便之門。今日香港政治和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比董建華年代尤甚。

梁振英看準這個民情,以「非主流派」面貌出現,再加上唐英年受個人醜聞所累,現在形成梁的選情看好,有些良好願望的人可能以為曾蔭權年代的一些問題可以解決,這就正如當年董下曾上,有人以為曾蔭權能夠解決董建華年代的問題一樣,都是一廂情願。

既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又怎可能在體制不變、中共重商親商政策不變的情下,矛盾可以解決?善良和善忘的香港市民必須醒覺,要以自己的努力爭取體制的改善,要以公民社會的發展來制衡政治和經濟既得利益者的「專政」!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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