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4日星期一

劉雲山和美國銀行家庫恩有什麽樣的“私交”?

  《明鏡月刊》任知晴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中的名言,如今用在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和美國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這對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身上,竟顯得很貼切。雖然“喝彩體”般宣傳中共光榮偉大正確的革命目標如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越來越難忽悠人,但他們都心知肚明,這並不一影響他們因個人和家人間利益的捆綁而更加矢志不渝的並肩“二人轉”。


2005年5月,一本名為《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書,因為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在世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傳記而備受關注,作者庫恩也因此在中國一夜成名。
實際上,庫恩是大陸官方早就欽定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1989年3月,庫恩就應當時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請第一次來到中國,成為中國國家部委科研機構的改革、資料重組的顧問。

後來成為庫恩公司重要一員的朱亞當當時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派遣,成為其翻譯。在朱亞當的印象中,那時的庫恩對中國並不熱情,甚至在趙紫陽會見外國顧問時,庫恩也沒去參加,甚至在中國“大吵大鬧”過。
“庫恩是個乒乓球迷,”朱亞當回憶說,“他最感興趣的是和國家隊隊員打一場乒乓球賽。”





庫恩

當朱亞當表示有外事紀律時,庫恩開始大吵大鬧:“我來給你們國家當顧問,一分錢沒要,飛機票錢還是我出的,你作為一個年輕人,為什麼連這點風險都不敢冒?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像你這樣,中國還有什麼未來?”
在庫恩的激將法下,朱亞當偷偷安排了庫恩和八一隊一名隊員進行比賽。“如果不是庫恩當時將了我一軍,我也不會冒這個風險,”朱亞當說,“我們後來也不會成為朋友。”
1989年之後,朱亞當赴美留學。畢業後,來到庫恩的公司工作。經過幾年的歷練,朱亞當在庫恩的日內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裡擔任亞太部經理。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由此結成了一對闖蕩中國的“黃金搭檔”。庫恩的優勢是有錢懂美國並對中國“親善”;而中共體制內出身的朱亞當則諳熟中國國情和政治邏輯。

庫恩曾經表示,他在中國有兩個最重要的人,一個是宋健,另一個就是朱亞當。而輿論則認為他在中國有兩個“貴人”,一個是宋健,另外一個就是江澤民。
雖然朱亞當的記憶裡庫恩一開始對中國並不熱情,但2005年在北京推介自己新書時,庫恩卻說自己一到中國“就被深深吸引”。16年來,“平均每年會來中國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國就會感到特別興奮”。

對於自己出版江傳的原因,庫恩說:“我在這裡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這裡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著。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有時讓我感到沮喪和憤慨!而江澤民是我瞭解中國的載體,他的生平體現了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日本侵華戰爭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近80年跨度。我就是通過他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歷史,並告訴世界是歷史造就了中國的今天。”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庫恩在中國經商的同時,就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科技部、原國家經貿委等許多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和合作。中國政府也給予他“中國綠卡”。

庫恩談到,寫《江澤民傳》緣起2000年9月。“看了哥倫比亞電視網《60分鐘》專訪江澤民的節目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瞭解如何膚淺,我開始想要瞭解中國近代史,用一種新的方式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讀者。”於是,他決定通過寫《江澤民傳》折射20世紀中國的時代變遷。
“以前西方介紹中國的書大多是反映中國政治鬥爭的,除了講中國的政治鬥爭就沒有別的。”庫恩說,他熱愛中國。他要跟“反華公司”對著幹。他提出寫江傳也是出於這樣的背景。不過,這一寫作計劃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熱情支持,有報道稱這與北京方面不謀而合。

傳記作家葉永烈曾在《亞洲週刊》曾譔寫“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另外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說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拼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葉永烈寫道:從Y先生的談話中,我明白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采訪全然不同。
不少評論據此認為,中共早就有出版江傳的想法,庫恩只不過是見風使舵,順水推舟而已。(《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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