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星期四

把周恩來林彪都從“符號”中解脫下來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半路出家”這句話,用在從山東農村一個農民家 庭走出,年紀輕輕就成爲美國有機化學博士,並在美國從事科技工作的司馬清揚身上,十分貼切。十年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成爲中共黨史專家,竟在短短兩年多 內一口氣出版了三本關於林彪和周恩來的研究專著:《新發現的周恩來》(與歐陽龍門合著,明鏡出版社)、《找尋真實的林彪》(與丁凱文合作,中國文革歷史出 版社)、近50萬字的上下冊《穿越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司馬清揚現居加州。《新史記》記者撥通電話,對他進行專訪。




現 在有人寫歷史,就像寫小說,把密室裡兩人私下對話都聽見、都寫出來了,不僅寫出對話,甚至寫出人的神情、姿勢、動作……好多人都犯這種錯誤,包括辛子陵。 歷史,絕對不能這麽去想象。我不認為趙無眠那本《真假周恩來》是本史書;甚至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也不能算一本史書——裏面心理的描寫、推測太多。同 樣,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也脫不了這個窠臼。大致是我國的史學寫法之傳統,《史記》就是一典型。

新 史記:中西方史學界從源頭開始,包括被視作“泰山北斗”的中國的太史公司馬遷、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著作中都有極多的文學描寫甚至虛構,在對史實 的描寫中,夾雜著神話、傳說、或是那種在現今歷史學家看來根本不能算是歷史的寓言故事,甚至有時還添了些由作者創作的虛構故事。古人之所以把這麼多非史實 放進歷史著作中去,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理解和看法與我們大為不同,不光是記敘某個歷史事件本身,而要透視涵蓋產生那種事件的文化。

現代西方史學界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十分重視敘述,例如柏克萊大學魏斐德教授、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但是一旦“講故事”,就難免受到“虛構”之譏。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呢?

司 馬清揚:胡適說過:“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力。”但是如何運用想象,是很大的一門學問、技巧。我並不是說想象 力在歷史研究中不重要,考古中更要運用想象力。但這種想象力,一定不能是具體的史料,比如說,林彪出走,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從林彪自己上車、上飛 機……等史實,我可以推斷他是主動的;但是不能用想象力去嫁接、去虛構,這二者有明顯的區別。很多人就犯了這個錯誤,居然有林立果在蘇州的密室對話!又不 註明資料來源,就這麼寫出林立果怎麼講怎麽講。

我不認為司馬遷的古老做法是正確的,不認為歷史是個任人解說的小女 孩。我想用一個最簡單的劃分方式:你不是當事人,你怎麼知道他的心理活動?我想還是要用“實證”的方法。一個人吃了蘋果,寫下他吃了蘋果就是符合歷史的, 要說他吃了蘋果很高興,或者其實他並不樂意吃蘋果而更想吃橘子……他心裏如何如何想,這些若沒有充分依據就不能寫到書裏去。如果周恩來沒有談到自己的內心 感受、思想鬥爭,你就不能寫——你不是周恩來嘛。各人有各人的觀點,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新史記:您能否用比較簡明的語言,對我們的讀者,概括您對周恩來的看法,對林彪(及林彪事件)的看法?

司 馬清揚:我因為比較喜歡林彪,就去看關於他的許多史料;他與毛關係密切,於是我又看了關於毛的許多史料。林彪對個人崇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起了推波助瀾的 作用。但是我發現好多事情後來發生了扭曲:好事情明明是林彪做的,放到周恩來頭上;壞事明明是周恩來做的,放在了林彪的頭上。

記 得有一次我與一位朋友爭論,我問他,你說林彪搞個人崇拜,他講了哪些話?他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林說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 說:“一句頂一萬句”確實是林彪講的;但是“句句是真理”是周恩來講的——《解放軍報》一個編輯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有人打電話來發指示講了這句話,這位 編輯沒有提名字,但我經過採訪,確認他說的“有人”就是周恩來。再如,稱頌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這句話,周恩來也比林彪先講。

至於迫害劉少奇、迫害賀龍,都張冠李戴栽到林彪頭上。而像“解放”老幹部這些好事,都安在周恩來頭上。

我在歷史研究中,特別注意到“符號現象”的問題。

何 謂“符號現象”呢?“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打死,人們都相信後來被毛澤東接見的宋彬彬涉案,這就是將宋彬彬當成了“文革”紅衛 兵暴行的符號了,而並不去真正瞭解她在打死卞仲耘上是否有具體罪行。周恩來和林彪,事實上也成為了這樣的符號: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 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從符號出發,遮蔽了對其複雜言行的真實瞭解。如果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 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人們認定的這種“符號”是否真實?就得要史料證明,不能大帽子一扣就了事。對任何一個黨史 人物,我們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標準,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我不認為黨史“說不清”,黨史很多事件是可以說清的。關於資 料的運用有兩點,有一次我去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做報告,我在聊天時就問所長陳永發:你寫《中國共產黨七十年》那本書的時候,怎麼區分浩如煙海的史料的真 偽?舉一個例子,鄧小平出訪蘇聯,遇到了匈牙利事件,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建議“出兵鎮壓”。我問:你怎麼知道這條史料是正確的。他說,憑直覺。寫一本 書,有上千個資料,不可能一一查證。我寫這三本書,每一本都超過兩千個資料來源,我不可能都查。多是憑直覺。像鄧小平建議出兵,我覺得是可信的,可以聯繫 到“六四”,他有這個思想基礎;後來他說的“不爭論”,也是一脈相承——不跟你辯論,就是對不同意見就壓下去。他骨子裏就是這麼一種人。

所謂“直覺”,雖然當時只是瞬間選擇,但卻是建立在讀了很多資料、懂得很多歷史資料的辨認方式這個基礎之上的,並不是憑空判斷。

關於資料,有一個例子。(《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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