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3日星期日

面對利益集團,習李真敢下手改麽?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陳亦凡




面對利益集團,習李敢改麽?
  
  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既得利益集團的羈絆,這已經成為一種朝野共識。

  11月24日在深圳舉行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上,發改委官員公開承認,在實踐中確實存在“不願改、不敢改、改不動”的問題。主要原因是,這些利益集團不僅是共產黨的核心擁護者,其代表人物更是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而任何實質性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都必須改革共產黨本身,這些利益集團及其黨內代表人物,誰也不願意對自己動刀子,對自己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改革風雲人物黃江南和華生等在今年八、九月份舉辦的北京思想聚會中,揭示了這個“不願改、不敢改、改不動”的原因。他們說,如果我坐在這個位置上,我改不改?我能不能開刀?顯然,我開不了刀,我不能開刀,開刀的結果是革命,是導致革命,因為你一上來就先打倒了維繫和支持你的一大批人。他們的結論是,現在全面改革的時機還不成熟,只能以漸進的方式慢慢過渡,在過渡中尋找適當時機。

  但是,胡溫十年政治改革蹉跎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團以漸進改革為藉口,拒絕任何實質性改革。而要進行實質性改革,取決於許多條件。一方面,朝野必須達成共識,形成不能不改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習李領導層必須具備克服利益集團阻力的改革實力和對共產黨進行改革的願望。

  未普認為,有改革實力而沒有改革意願,習李就會成為再版鄧小平。有改革意願而沒有改革實力,他們的結局就有可能像胡耀邦和趙紫陽,而習近平決不想當胡耀邦或趙紫陽。
  據傳,某國安官員對自由派人士說:“習近平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扛自由主義旗幟的人物,他絕對不會犯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錯誤。這不是我個人的觀點,是內部傳達的精神。”

  無論如何,習李二人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章立凡先生有一句名言,“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習李若不改,即使能挺過第一個五年,未必能挺過第二個五年。
  
  
  習李新政能否有所作為,備受關注。

  政改是無可回避的選擇

  《炎黃春秋》雜誌編輯、揭露1960年代大飢荒真相一書《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下過鄉,吃過苦,了解農村基層,也受過良好教育,比前一代領導人對民生,對外部世界有更多的瞭解。

  與此同時,楊繼繩並不期待習李政權能夠在近期推動政治改革。他說,至少需要等待一年的磨合期過後,再看那時的社會形勢走向:“從政治報告看,對政治改革的期望不是很客觀,習近平的講話比較平實,但是對政治改革也沒有提。將來還看形勢,看中國各種社會情況的變化。”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王東成表示,對習李新班子要“聽其言,觀其行”,看看他們是否真在兌現承諾,如他們所稱要將人民的利益置於最高地位。王東成補充說,他從不把期望寄託在某位領導人的開明之上,而是寄希望於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完成的民主啟蒙,改變民眾的思維方式。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者。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對習李新班子寄予厚望。他希望新領導人順應民意,尊重民權,中國需要他們推動社會的進步,改革現有制度:“不改革現在的制度,中國的社會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如此尖銳激烈又危險的社會矛盾擺在面前,是現實的。”

  鮑彤說,有人批評十八大報告缺乏現實感和危機感,但他認為,十八大報告在歡慶十年輝煌成績之際談到危機和腐敗,談到亡黨亡國,鮑彤說,亡黨亡國的腐敗是現在的道路,現行的制度和現有的理論的產物,只有改變中共的道路、制度和理論才能不亡黨亡國,這是不能回避的選擇。

  香港《蘋果日報》評論員李平指出,把中國政改期望寄託在習李身上,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李平說:“胡溫十年,道德崩潰、社會分化、軍隊震蕩,中國已坐在火山口上,維穩費超過軍費,仍然壓制不住街面上的硬對抗、網絡上的軟對抗。”

  李平強調說,外界對朱鎔基有過期望,對胡錦濤、溫家寶也有過期望,是期望中國共產黨能夠主動改革,降低政治制度崩潰、社會秩序崩潰的代價。

  長期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羅小朋撰文說,很多人寄希望於習近平帶領中國走出困局,也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習近平作為高幹子弟,在文革中有過屈辱和受苦的經歷,但習近平與其它高幹子弟不一樣,因為他有一位“正直和不作惡”的父親習仲勛,正是由於習仲勛的正直,他的失勢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續到鄧小平時代,而習近平本人“雖然不是那種特別能幹的人,卻可能是一個有所不為的正派人”。因此羅小朋出於“最大的善意和最客觀的理性”,對習近平仍“抱有一絲希望”。
  
  期望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對習李政權推動政改幾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有中國問題專家、明鏡集團總編輯何頻。他對美國之音闡述其原因時說,時至今日,鄧小平30多年前建立的政治官僚體制不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因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便於中共以腐敗的方式,運用其經濟能量,使其體制內的進步力量越來越弱,而不是越來越強。

  何頻指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過去幾年來中共以維穩名義,建立起一個警察王國,以異常強硬的手法打壓任何批評、挑戰和不同的聲音,中國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的活動空間日益狹小。

  另外,中國缺乏八十年代的一批像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一樣,在中國體制內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全國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自由民主的理想之翼已被折斷。

  何頻還強調指出,中共幾十年來培養了成千上萬從村縣到省部級的狡猾官員,他們貪污腐化,盤根錯節,如果中南海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其利益,他們就會陽奉陰違、靈活地、不落痕跡地讓中南海政策消失於無形,讓習李政策出不了中南海。

  何頻認為,習李新班子對中國所處的局勢有著清醒掌握,能夠看到中國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緊張和敵意是中共建政60多年來前所未有的。他們也能看到,中國經濟的增長帶來國際影響力,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因為其制度原因在國際間遭遇普遍的不信任和警覺。
  那麽,習李政權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魄力、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有擔當地進行能夠解決中國種種現實問題的憲政改革,向自己開刀,割自己的肉呢?這是包括何頻在內很多觀察人士所懷疑的。

  何頻說:“中國的社會變革不是玩花腔就能吸引人的。你表示一下親民,表示一下受人歡迎的個人作風,這個並不難,難的是你真正要改變、調整你的利益,你的家族利益和團隊利益,調整你的黨的利益。”

  中共召開十八大前,許多中國異議人士被喝茶、被旅遊、被軟禁;包括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章立凡的微博賬戶被關閉,包括鮑彤在內的知名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媒體采訪。十八大期間為維穩采取的種種保安措施更是成為另類亮點:超市菜刀下架,公共汽車車窗被封死,乘坐出租車需要先填寫表格,北京公園裡的遊人禁止劃船,而這些顯然不是一個執政為民的政黨應有的做法。中國政治評論人士溫克堅說,這些做法都是中共60多年來最熟悉的革命黨式的暴力管控。

  溫克堅撰文說,政治想象不能替代政治現實。他說,習李體制繼承的是一個泥腿巨人,面對衰敗的意識形態,腐敗的官場文化和臃腫的官僚機器,他們首要關注的是他們的政治生存能力,而不是對體制的革新,胡溫十年的悖論同樣可能在他們身上重演。溫克堅預測,中共體制將在持續僵化中衰敗,民間的各種政改幻覺將很快破滅。

  香港蘋果日報的李平說,對習李新政難有厚望,又不能不有所期望,起點是中國有一個較為開明、廉潔的政治。明鏡集團總編輯何頻也表示,如果中國人民不寄予習近平希望,你又能找誰來寄予希望呢?而這就是中國的悲哀。(《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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