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腐败与高增长共存之谜

随便让一个人列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腐败永远名列前茅。但尽管贪污腐败现象猖獗，中国经济仍持续增长。

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

本报“中国实时报”栏目记者前不久采访了魏德安，他谈到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的不同之处以及该现象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我报记者是否为了探得内幕消息而塞给他一个装有不连号的百元人民币旧钞的红包，这可不好说。)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节选：

《华尔街日报》：腐败现象一般来说都是与经济的低速增长相伴而生，但中国却不符合这个模式？

魏德安：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于是中国也就成了一个谜：为何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没有造成其经济增速下降？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华尔街日报》：您能谈谈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发展型腐败”与中国“掠夺式腐败”之间的区别吗？

魏德安：“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中国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符合腐败的标准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

《华尔街日报》：您的意思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为腐败在更大范围的滋生创造了新机会？

魏德安：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

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因此，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

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179个国家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与经济增长率。

《华尔街日报》：腐败是否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魏德安：腐败远远没有刺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借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滋生。从根本上说，腐败官员掠夺了改革所创造的部分利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激励他们支持经济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政治动力并不来自官员对腐败收入的欲望。

《华尔街日报》：但从长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腐败会削弱中国经济，你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魏德安：从长远看，腐败会伤害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害影响。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则可能开始破坏中国经济状况。

我不确定是否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有关中国遍地腐败的种种炒作常常忘记了一点，即虽然中国的腐败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严重，但它还不至于到我们或可称之为“腐败危机”的地步。

我的感觉是，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

《华尔街日报》：你更为乐观，你的理由是？

魏德安：和其他人相比，我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

无论是看因腐败而被起诉的人数，还是国外专家估计的中国腐败严重程度，你会发现近十年来中国腐败程度大概都在同一水平。

《华尔街日报》：今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你如何评价他们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

魏德安：功过参半。他们正在打一场反腐败的攻坚战。在改革初期，法律结构和制度刚刚恢复。调查员和检察官常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打击腐败，并常常仓促跟进。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末期，中国才拥有了基本的反腐败能力。这些制度在继续改进，但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打击高层腐败方面。

在胡温二人的领导下，一批官高权重的官员遭到了起诉和指控。这表明他们将反腐败之战引入高层的部分决心。但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华尔街日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打击腐败而崭露头角。如今他已被免职，他曾经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也正在接受调查，你对此案的看法是什么？

魏德安：这真是一滩浑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之前，重庆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高发的地区。虽然表面上看薄熙来和王立军打击了一大批不法分子及其同伙，但还远远不清楚他们是一视同仁地打击所有不法分子，还是采取了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如果说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在中国控制腐败之复杂和艰巨。

Tom Orlik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