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8日星期三

脱北者申东赫:体制缔造者应承担全部责任

申东赫(Shin Dong-hyuk),出生于朝鲜一个劳改营的脱北者,现住首尔。眼下的他正在努力在工作之余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并通过适当的努力引起人们对朝鲜的关注。

申东赫最近和朋友一起开始制作视频,并每周在互联网上播放,每次他都邀请一两个脱北者作为嘉宾,讲述他们的故事。和他一起主持的还有两个搭档,他们没有为嘉宾设定时间限制,谈话常常会持续一小时到90分钟。

申东赫(音)出生在朝鲜政治犯劳改营,20多年来一直过着囚禁生活,直到几年前从第14号劳改营中逃出。他目前住在韩国首尔,每周参与制作一期访问其他朝鲜脱北者的网络节目。《华尔街日报》Evan Ramstad 报道。

申东赫2005年逃出朝鲜,之后的两年里,他在中国有关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否则会遭遣返)躲在中国的农场里劳动。之后他去了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在上海见到了一名韩国记者,这名记者将他带到了韩国领事馆,他从此获得了自由。

领事馆安排他去了首尔,但适应韩国的生活并不容易。他参加了韩国政府为脱北者提供的培训项目,学习如何在一个需要人们自力更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由于经常做噩梦,他在医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在此期间,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并将其出版。但这本书只卖出了几百本。

在记者哈登(Blaine Harden)2008年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文报道了申东赫的故事后,一对夫妇在看到文章后将申东赫带到了美国。在美国,申东赫虽然也要为过上稳定的生活拼尽全力,但他开始慢慢地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并且与人权活动人士合作。他决定回到首尔,他说,因为首尔是有关朝鲜的人权活动的中心。他说,在韩国能听到更多关于朝鲜的消息,获得信息的速度也更快。

申东赫最终同意接受哈登更多的采访,哈登已经在《逃离14号劳改营》(Escape from Camp 14)一书中记录了他的故事。在与哈登的交谈中,申东赫披露了一些他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到内容:他将母亲和哥哥的越狱计划告诉了劳改营的看守,而正是他的告密使得两人被处决。

在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申东赫描述了他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的焦虑,他为什么仍然选择这么做,以及朝鲜目前的状况。以下是采访内容的节选:

《华尔街日报》:你怎样看待这本用英语写成的书为你带来的关注?

申东赫:坦率地讲,我感到不自在。在韩国,人们已经通过新闻报道认识了我,知道我是从朝鲜劳改营里逃出的那个人。我没有想以这种方式出名。老实说,我感到有些压力。

《华尔街日报》:尽管如此地不安,你仍然决定说出你的故事。为什么?

申东赫:我第一次抵达韩国时,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会发表演讲并参加有关朝鲜的活动,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有义务这么做。我只是在别人询问的时候告诉他们我的故事。这并不容易。这让我承受了很大压力,我常常做噩梦。

但是,当我和拥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交谈时,我意识到我的努力或许可以有助于让朝鲜的劳改营消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讲述,让人们认识到朝鲜的现实。当然,我并不认为朝鲜会在短期发生剧烈的变化。

《华尔街日报》:你为什么认为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化?

申东赫:我曾经以为,如果金正日(Kim Jong Il)去世,朝鲜的形势会有所改善。但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希望落空了。相反,朝鲜政权正在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朝鲜人民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所以我们应该提高全球对朝鲜的关注,共同努力向朝鲜施压,减轻朝鲜人承受的苦难。我认为我的故事可以为这一努力播下种子。

《华尔街日报》:你认为一本用英语出版的书会对此有怎样的帮助?

申东赫:起初,我并不想让哈登先生写关于我的书。把这些痛苦的回忆写成书,这让我感到紧张。哈登先生劝我说,我应该让世界知道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让我意识到,我的故事和一本用英文写成的书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带来改变。

《华尔街日报》:你曾向哈登先生讲述了你母亲的死,显然你为此感到内疚。那你为什么还决定把这件事说出来?

申东赫:我在写自己的朝鲜的经历那本书时,我想要隐瞒我母亲和哥哥的死因,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写在书里。而当我开始与哈登先生交谈时,我同时也有机会见到了另外一些人,包括外国人,并与他们交谈。这让我想改变自己。以前,我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劳改营里的犯人,对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无法理解,比如说友谊和家庭。回头看看这些事,我会感到很沮丧,但是真正战胜它们的方法是把这些事说出来,而不是隐瞒。我开始感到自己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并认为这是我的罪。我想向她道歉,虽然她已经不在了。我坦白了这个故事,我想得到她的原谅。

《华尔街日报》:你对自己在朝鲜的生活的看法还有哪些改变?

申东赫:过去,我对那段生活感到厌恶和愤怒,劳改营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当我开始为这本书付出更多心血,并且说出我内心深处的故事时,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当我想到我的母亲是如何被抓捕和折磨时,我感到的只有对看守强烈的仇恨和厌恶。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些看守也是恐怖体制下的受害者。

所有这些可怕的事都是朝鲜的体制造成的。我认为缔造了这个体制的人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我有时为这些狱警感到担忧。有一天他们将会意识到他们做了什么,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痛苦。我希望他们早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获得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最大的变化是,现在我能原谅他们了。

EVAN RAMSTAD / SOO-AH SHIN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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