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6日星期一

謝悅漢:香港新聞界何去何從

香港一些媒體以新聞自由之名,立場先行,不問是非,變成宣傳機器和政治動員機器。


謝悅漢,香港人,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媒體人,曾任職《華僑日報》、《東方日報》、麗的電視、新加坡《聯合早報》,也曾任企業主管。

 

談及言論及新聞自由,香港人經常引以為傲,對比亞洲一些地區和國家而言,香港的確是較為領先。不過,目前香港一些媒體打著言論及新聞自由旗號,而恣意將它不喜歡的政治人物和公眾人物抹黑和攻擊,以及揭露陰私予以中傷。

這樣已遠離新聞報道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不偏不倚,以客觀角度報道事實真相,而非擅自搜集黑材料,利用媒體宣傳優勢大造文章,用煽情式報道和標題,新聞報道方式和取向又是以集團主子喜好或利益為依歸,這又何來客觀可言。

香港有兩個禁區,一般政客不敢輕易表態:環保綠化和新聞自由。以興建港珠澳大橋為例,一個居於東涌的婆婆早前提出司法覆核,並以政府法律援助來控告政府,理由是興建大橋會破壞自然生態,結果工程被耽延兩年,造價暴增八十八億港元(約十一點三億美元),七百萬港人平均每人要多付一千二百多港元。

政府受輿論和環保壓力,令工程拖慢,但事後有否傳媒找到這個婆婆作詳細訪問,以及有一個專題分析事件來龍去脈,甚至是否有某些利益團體操控這件事?但整件事就如此不了了之。

由丁屋僭建事件,至高官大宅僭建、國民教育等問題,甚至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市民都可以看到各種電子媒介和報章有它們本身立場和角度,去取材和報道某些事件。這些媒體可以由自身角度去衡量、取捨,可以誇張和煽情渲染,讀者是任由魚肉。難道這叫做新聞自由嗎?只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式新聞自由。

就以全球知名的新聞集團為例,由報業大亨梅鐸領導和管理的電子媒介、報紙和雜誌,於去年七月被揭發以竊聽等方式,追蹤政治或公眾人物行蹤,又以抹黑或揭露陰私、煽情式報道來爭取收視率或讀報率。最後終為人揭發,受到英美國家國會和領導譴責。

所以,個人權利和新聞媒體採訪報道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個人自由與社會的公正和公義又如何取得平衡?

更何況香港中文報章的評論與新聞往往都不專業,幾份主流報章都是立場先行,不問是非。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新聞,都是透過匿名的方式,用一個筆名來發表。這基本上是違背新聞的國際規範,即記者和評論員不敢用真名寫新聞,但又不是寫社論代表社方的立場。很多的流言就以這種方式來推出,但被證實是謠言後,卻又不去更正,裝作若無其事,完全不負責任。如月前謠傳北京要拉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因為他出現了僭建事件;以及剛上任的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逼離職。但梁下台的消息完全是杜撰,唯不少市民一度相信,並以訛傳訛。一些所謂大報躲在光怪陸離的筆名背後,發放完全不負責任的流言。 反而是最近常被一些中文報章攻擊的英文報章《南華早報》,還是秉持英文新聞界的傳統與規範,絕不會出現這樣的匿名寫新聞的現象。

一般市民極易受傳媒影響,原是正確的觀念和思想,在傳媒有意操控和報道下,往往變成是非不分。更甚者可以造成社會分裂、族群或階層矛盾,甚至挑起省籍矛盾,以及形成仇富心態等。

地產霸權已是耳熟能詳的提法,但為何新聞霸權的禍害,卻不被大家注意呢?

香港傳媒經常指新加坡缺乏新聞自由,並以此沾沾自喜,但新加坡在基礎建設、高端科技領先,市民居屋遠比香港市民所享房屋設施為優,但價錢卻遠較香港便宜,國民所得之增長遠較香港為高。我們終日受困於政客作秀,拖慢社會整體發展,政客們打著言論自由、市民公益而任意拉布、擲蕉、製造流會等行為,又有否媒體以客觀數據和事實,指出議員所為是違背民意?

「講真話、求真相」是新聞報道原則,傳媒不能任意以斷章取義方式、縮小放大手法,來愚弄讀者。

香港是發達商業社會,有許多法例規管不良營商手法,特別對假冒產品,以及虛假聲明和不良推銷手法,都有嚴厲制裁,所以中國大陸同胞有信心來香港採購。但是,傳媒如果有虛假和失實報道,或故意炒作和渲染不良意識,或挑起社會矛盾和裂痕,又有哪些政府機構可以予以監督和制裁?

以今日梁振英帶領政府和團隊之弱勢,要招架傳媒萬箭穿心的宣傳攻勢,已是窘況狼狽不堪,又有何能可以制裁一些傳媒不實和誇大報道?

當前香港面對的危機,除了管治信心的危機、官商勾結為人指責外,又有誰敢發聲,要求一個新聞報道客觀正確、不偏不頗、不煽情、不抹黑、一切以事實為依據的報道?

問題是香港報界的政治性,一些主流媒體變成了宣傳機器和政治動員機器,而不少讀者大眾還對此茫然不知。

香港市民要求的不僅是政府廉潔,亦希望新聞界的專業。媒體的絕對權力和政治的絕對權力都會讓人腐敗,如何令人相信主流傳媒為市民喉舌,公正客觀報道事實真相?難道這只是香港人的夢想?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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