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五、1989
朱：直到1989年5月19日，“三所一會”從來沒有整體性的意見和行動。其間，絕大多數的“三所一會”成員是同情學生運動和訴求的，很多年輕研究人員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但是，在道義支持的同時，“三所一會”的一些成員意識到：這場學生和市民運動，有可能導致黨內矛盾激化；如果保守派控制局面，趙紫陽就是第二個胡耀邦，那麽，歷史會大倒退。以何維淩為核心，我是參與者，希望說服學生回到校園，再給鄧小平另一種選擇的機會，使得保守派沒有藉口實行軍事戒嚴。但是，我們的努力沒有成功。
到了5月19日，得知宣佈戒嚴在即，趙紫陽已經失去權力，我們在體改所召開了一個討論時局的會議，並最終形成了一個以“三所一會”名義發出的“六點聲明”，主張在憲法基礎上解決危機，而不是軍事戒嚴。“六點聲明”的立意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當然，起草“六點聲明”還包含著中國的“士為知己者死”的一種悲壯心理。我在離開體改所大門時和皮聲浩說，咱們再到這裡來的機會不會有了。
1989年“三所一會”的“六點聲明”。
“六四”之後，我常常懷念不久前過世的何維淩，因為在那個危機時刻，只有他清楚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任其發展下去，一定會發生鎮壓，會有流血死人。我們在他家一次又一次地開會，他奔走和維持與各種政治力量的聯繫，包括他的老朋友鄧樸方。除了他，“三所一會”的大部分成員是讀書人，處於激情和亢奮之中。我那時深深感到的是矛盾和無力。我們的悲劇是被認為有組織，但其實沒有組織，也沒有共識。
陳：“六四”大大改變了您的人生軌跡。
朱：豈止是我個人，是一批人，是一代人。就我個人來說，我選擇了自我放逐，流亡海外，如今已經23年了。我沒有後悔，但有遺憾。如果歷史多給我在中國的時間，不論其他，至少有四件當時啟動了沒能做的事是要進一步推進的：第一，將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實體化，建立中國西部開發總公司；第二，建立中緬邊界特區；第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打破按產業部門分工的經濟各所，成立中國社科院經濟科學院；第四，完成中國在海外的能源佈局。
陳：“六四”對大陸知識分子的影響有多大？
朱：因為 “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大分裂和重新組合。在1980年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是趨同的，支持和傾向思想自由化、人道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所謂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之間，維繫著交流和溝通的多種渠道。
“六四”以後，知識分子的主體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有的反叛，有的經商，有的選擇和政權合作。隨著1990年代之後經濟起飛，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和收入得到根本改善，大都成為經濟發展的受益者。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開始分裂，而不是趨同。
即使在我們原來的“三所一會”的朋友中，也是如此。1989年6月至7月，海外的“三所一會”的朋友在美國丹佛和長島開過兩次正規會議。之後，大家最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本人還參與了海外民運，當過“民主中國陣線”的理事長，推動“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民主聯盟”合併，合併之後又擔任了一段時間的理事長。
在西單民主牆時代，我雖然同情和支持體制外朋友的努力，有無限的衝動要跟他們在一起，但還是選擇走體制內的道路。沒想到，“六四”之後，我和他們殊途同歸。正因為如此，我理所當然被視為是現政權的對立面，被“三開”，就上了黑名單，從一個自我選擇的流亡者成為了官方確認的流亡者。只是關於民運問題，過於複雜，今天就不多談。我在2009年曾寫過一篇長文，題目是“二十年海外民運的分裂與衰落”。那篇文章的重點是從過來人的角度作自我反省。我希望人們和歷史能夠比較客觀和公正地評價海外民運對當代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貢獻。（《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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