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政治改革在當下中國的踟躕難行，一些人士憂心忡忡。最近，吳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維，在學界和輿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然而讚揚者稀，指責者眾。
吳先生方案之大意為：政改之難，難在阻力巨大；中國是一個由官方主導的社會，由於改革對主導中國的這群人失大於得（開放政治參與後，可能導致貪腐被揭露、遭清算，而得到的不會比原來多，只會少），所以他們不願改革，致使政改被擱在沙灘上；衹有以赦免貪官為懸賞，免除後顧之憂，讓其獲得所希望的“安全感”這一額外收益，他們才會支持改革，從改革的阻力變成動力。
應該說，吳先生的方案體現了對人心、人性的精準把握，循此而進，確有可能解決一直困擾中國改革的動力不足問題，使政改得以啟動。那麼，他又為什麼會遭到那麼多的反對與指責？難道指責者都是有著道德潔癖的理想主義者？
根本原因在於，政治改革不同於其他改革，它要解決的首先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它同時又是一個重建合法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如果以“赦免貪官”這樣一種違背大多數人道德觀的交易作為起點，這個政權還可能被視為是正當的嗎？如果不能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同，僅僅是自說自話地對民眾“給個交代”，這樣的政權能夠在民選制度下擁有合法性嗎？
腐敗成了不治絕症
在此過程中，吳先生以為可以避免的“引蛇出洞”、過河拆橋等問題，也必然會出現：政改的根本目標是實現主權在民，在政改以前，“民眾如何權衡交易”不重要，因為不須說服，只須交代；但在政改之後，民意就很重要。如果政治開放後民意普遍反對赦免、要求清算（反正當初作出赦免承諾的不是他們，他們甚至沒有被問及過），而此前作出“特赦”承諾的政權之合法性又已過時，那麼，它要如何來保證承諾的繼續生效，並且還具有可以高於現在主權所有者意志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呢？
唯一辦法是，其實並不真正地開放政治，而是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就保證少數人（原官方特權人士）的支配權力，使多數人的聲音無濟於事。這或許就是吳先生強調，中國政改將由官方主導的原因。這樣一種“政改”，人們並不陌生。在東南亞、中南美以及非洲等所謂“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不乏這種由少數人掌控的“民主”例子——這些人既然有能力保障“特赦”不被推翻，當然也就有能力繼續掌控政治、經濟等利益資源的分配。於是，相對於改革前，其實一切都沒有改變——統治國家的，還是那些人，他們依然是權力足以壓倒社會的龐然大物；唯一有所改變的，只不過是內部的遊戲規則，以及讓一些“支持改革”的精英能夠有機會躋身於統治者的行列而已。
從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實踐看，即使沒有特赦貪官的承諾，大多數轉型也都被扭曲，淮橘成枳；如果再加上一個保護既得利益的承諾，為了保障這種承諾的有效性，扭曲更成為必然——不知道這種改革，是否就是今天倡言改革者所衷心想要的東西？至少，它與改革者此前向人們描述、許諾的，有著天壤之別。（《明鏡月刊》34期）（《明鏡月刊》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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