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9日星期二

共產黨遵循憲法等於自廢武功

 “把他們關進籠子裡”才復興國夢(二)

《內幕》編譯 蕭憲聰

憲政就是限政

    對中共上位者來說,憲法比較像一個裝飾品,儘管當中有部分條款與西方民主制度相類似,但很少人能落實它的中心思想。《紐約時報》舉例,中國憲法第五條提到:“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意即憲法具有至無上的權威,不過實際上擁有最高權威的還是黨,政治局七常委猶如現代七皇帝,要是哪一天當局嚴肅地遵循憲法,不正是自廢武功、削弱共產黨權力的舉措嗎?

    而且《紐約時報》認為,習近平當權以後,與其向人民開放政治,似乎更注重維護黨的紀律。“八項規定”、“四菜一湯”和腐運動都意圖整治黨內作風。習的巡講話也廣為流傳,他說中國必須避免蘇聯解體的命運,蘇聯就是因為沒能堅持社會主義理想並失去軍隊控制才在一夕之間瓦解,這或許說明,習近平沒有放棄一黨統治的意思。

政治局七常委猶如現代七皇帝。

    中國惡名昭彰的審查制度對呼籲憲政的風潮保持警惕和敵視態度。一月以來,網民無法在微博上搜尋“憲政”一詞,許網站刪除《改革共識倡議書》的相關內容。對此,張千帆說:“我認為政府不想讓請願活動的消息在國內傳播太快,他們可能還沒準備好”;另一位專欄作家劉軍寧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憲政就是限政,就是限制統治者的權力,把他們關進籠子裡。”

   中國人不只要崛起還要復興

    憲政推動功與否尚不能得知,但觀察習近平上任以來的多次講話,他彷彿對“中國夢”更顯得興致勃勃。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汪錚(Zheng Wang)在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寫道,當中國經濟逐漸起飛,很多外國人用“崛起”形容之,不過中國人本比較喜歡將如此成就與發展稱為“復興”,復興之所以異於崛起,乃是中國本來就是偉國家,她並非從無到有。

    汪錚認為,復興觀念深深植根於中國人心中。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到1945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中間,無疑是“百年國恥”,此一時期的中國弱不禁風,幾乎人打不還,帝國主義撕裂了民族自尊。因此,國家現代化的目的有很大部分在於追求復興。

    挪威歷史學者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曾提出,重要歷史事件定義民族身分認同,同時決定該國人民如何在衝突情況下自處,大元素包含天選(chosenness)、神話(myth)跟創傷(trauma),結合起來組成一個國家的CMT情結(CMT complex),CMT情結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用以理解中國許多行動背後的理念。

    基本上中國人作為“中土之國”的公民是無比驕傲的,他們對古代和現代的成就感到自豪,這是一種強烈的“天選”感覺,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然而,19世紀接踵而來的屈辱經歷卻折損了自豪感,西方帝國主義揉合日本軍國主義,為國家烙上永久創傷,國力和國際地位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平。正因如此,中國人堅定不移地亟欲重返榮耀,從而實現中國夢,但汪錚提到,中國從未明確示用什麼標準和途徑完成復興。

   中國夢與國夢截然不同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領導人不斷將復興一詞掛在嘴邊,具體內容卻付之闕如。孫中山起義時所訴求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便是一種復興概念,之後蔣介石、江澤民和胡錦濤都設定了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藉此動員全中國的龐大人口來支持他們發動的革命或改革,習近平自然也不例外。

    在汪錚的詮釋裡,中國夢顯然與美國夢截然不同。美國夢以個體為出發點,強調實現個人富裕和成功;中國夢剛好相反,是一種集體承諾,期盼公民為國家利益作出個人犧牲,就像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說過:“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中國夢與歷史息息相關

    雖然中國夢的意義不困難,中國人也可以直觀地理解,但對於非中國人來說,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國夢與歷史息息相關,但一來外國人不見得充分了解中國歷史,二來美國或日本詮釋歷史的方式也與中國大不相同,因此雙方存在著不可避免的鴻溝,更遑論許多人並不習慣將歷史事件和時事緊密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歷史意識也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中國和日本就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汪錚說,中國學生鉅細靡遺地學習抗日戰爭那段歷史,培養愛國心,但日本教科書提供的信息卻非常少,造成很多年輕人不太清楚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所以就釣魚島爭端而言,中國青年的憤怒情緒絕大部分是由過去的屈辱所激發,日本人則認為領土僵局與歷史創傷是兩碼子事,其冷漠態度又進一步激怒中國人。

    
    日本人認為釣魚島僵局與歷史創傷是兩碼子事。

    中國人重視歷史、珍愛歷史以及維護歷史,對於政府在東海和南海的積極行動,解讀為國家維持現狀的努力。他們試圖保護先人和歷史文件中規範的遺產,本質上只是防禦行為,而非侵略。拿台灣來說,1682年康熙派遣施琅攻台,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的割讓條款,中間的300年台灣確實在中國的有效統治底下;但二次世界大戰後,1951年各參戰國簽署舊山和約,日本放棄對台主權,但未說明詳細主權歸屬,形成“台灣地位未定論”,姑且不論內戰帶來的複雜情況,中國將台灣視為“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是根據歷史而來。

    另一個例子在南海。受到越南和律賓強烈抗議的“九段線”,是中國在南海海域國界線稱法,1947年由官方繪製出版的《南海諸島位置圖》中,以一條11段斷續線來標繪當時的未定國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11段改為九段,傳統上視為南海海域疆界線,也稱作U形線。我們不難發現,九段線有其歷史典故,但僅僅幾條線就能代表島嶼所有權嗎?越南和菲律賓恐怕很難認同,讓歷史證據超越現代國際法的舉動。

    
    受到越南和菲律賓強烈抗議的“九段線”。

   中國夢需有國際社會的祝福

    習近平講復興、編織中國夢是強而有力的重申,他也不吝於向世人展現學習鄧小平之決心。汪錚認為這無疑是正確選擇,中國可說是全球化過程中得益最多的國家,令她力大無窮,重新長回肌肉和骨頭,可以真實地、有目標地追求中國夢;不過,如果習有意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他和其他領導人就必須放棄培養國內盲目的民族主義,因為愛國心很容易演變成過度的民族主義,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阻礙貿易關係的絆腳石,任何一個國家絕對不願與驕傲自大又不可理喻的中國打交道。

    中國人當然有權追逐21世紀民族的偉大復興,它不只意味著現代化的金融體系與基礎設施,如提高銀行效率和快速便捷的鐵路,更新政治、教育體制也是同等的重要。中國的精英們必須體會到,恢復中國過去榮光的夢想,應建立於務實的國家建設上,而非一昧玩弄民族主義。於此同時,他們也得幫助外界理解什麼是中國夢,唯有這樣,中國夢才能得到鄰國和國際社會的祝福。(《內幕》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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