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3日星期二

胡績偉買過一張假文憑



《新史記》陳小雅 專稿


四、求學的艱難

到自貢以後,他與堂兄弟之間待遇的差別,在這個少年的心中也刻下了深深的痕跡。他感到壓抑,人生第一次體會到被遺棄、被冷落的情景。當他沈浸在被自己的政治領袖鄧小平“遺棄”的晚年淒清中,講述那段經歷時,傳達的是同一種來自“人性”基本要求的不平:

“因為,我在那兒讀小學,我的(叔伯)弟弟也在那個地方,但他當時就很闊,我很窮。那裏離家只有30里路,我伯父經常到自貢市來玩。他玩的時候經常帶我的弟弟(堂弟)去,卻從來不帶我去……我感到心裏很不痛快。”

小學的經歷,給胡德恕還留下了一個當時並不理解的印象,那就是,在教會學校,老師很少體罰學生,教師和學生的關係,總的來說比較“民主”。而在其他的學校,他總是經常看到老師厲害地打學生。

高小畢業後升中學,面臨的是要花更多錢的問題。他的二伯父仍然不給錢。而那個時候,擺在母子倆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兒子繼續升學。學而優則仕,兒子的前途,母親的依靠,全部維繫於這一條舊中國窮苦人改變命運的道路之上。

但怎樣才能繼續升學呢?與舊中國許多貧寒的求學者相同,胡德恕只得走投親靠友這條路。當時,他的叔祖父的女兒的丈夫,也就是他的堂姑父,在上川南雅安師範學校當教導主任。那個師範是公費。姑父願意帶他去念書,於是,他在那裏開始了初中的學業。然而,他在那兒只讀了一年。

 “到了雅安那一年,心情也是很不愉快。因為那個學校是上川南附近幾個縣的學校,我是屬於下川南的。是因為我的姑父的關係,我才能去的。別人總覺得我是一個 外來的、‘走後門’來的——雖然那時候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對我都是持一種歧視態度:如說一些諷刺的話呀,欺負我,大的學生還打呀……所以那一年也是很 不痛快。到放假回去時,我母親哭著不要我再去,我也不願再去,這樣才回到自貢又讀了兩年。所以,在這個階段,小孩子的心情是很不好的,壓抑,憤恨這個家 庭、這個社會的不公道。”

就在這個少年人初步感知到階級的分化、社會的不平等、不公道和人生的灰暗時,是他的第二個堂姐胡德輝——胡馭垓烈士之女,給了他最初的啟蒙。

“我上初小、初中,都是她領著我同二伯父進行鬥爭。我初中畢業以後,她又鼓勵我到成都去繼續陞學。我記得,那次我們跟二伯父吵了一次,吵得很厲害。大概是我二伯母悄悄地給了我們很少的一點錢。就這樣我到了成都。”

儘 管有二姐這樣一個滿腦子“革命”思想的小導師,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整個中華民族面臨危機的大時局改變之前,胡德恕基本上還是個一門心思發奮讀書,企圖靠 讀書改變家境、改變母親處境,自己也可以出人頭地的舊式青年。因為,在他讀初中的時候,發生了日本人侵佔東北的“9·18”事變,但那次事件並沒有立即把 他捲到救國救民的事業中去。他回憶那時的情形說: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已經發生‘9·18’了。那時候,我們也是跟一 些大同學一起,到外面去講演。有時在茶館里弄一個櫈子,站在上面講;有時站在橋頭講。我們那有一個大橋,橋頭擺一些攤子賣東西,所以人比較多。我的口才還 可以。因為我們讀中學的時候,學校有兩個會,一個叫‘講演會’,一個叫‘辯論會’。講演會就是你自己出題目,自己準備講演的內容。每個禮拜開那麼一次。你 報名,就可以去講。辯論會就是出一個題目,比如日本人來了,你認為怎麼樣。我經常參加講演會,發言沒有問題,因為我看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當時講演,無非 是號召大家愛國啦,按照報上登的那些內容,我們不當亡國奴啊,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啊,這些。那時候還不知道紅軍啊、蔣介石的‘安內攘外’啦這些事情。在 雅安聽到一些大同學講到過共產黨,那是我最早聽到關於共產黨的時候;也知道一點國民黨腐化,不抵抗的消息。但知道得不太多。

“但回想起來,那時自己沒有什麼主動的積極性,也是跟著潮流走。所以我當時的思想還是個人進取的思想。救國救民的思想還是很少。主要是救自己。想趕快讀書,上學,上了學以後可以自立。”


胡績偉自書年表


五、喜歡看男女戀愛小說

除潛心學業外,他開始大量地閱讀課外書籍。而性格的內向和家境的沈淪,迫使這個在發育期的孩子不得不在這樣的閱讀中去尋找情感的寄託。

“從 我到雅安去起,以後每年我都看一些小說。初中這三年裏,中國的這些《三國》、《水滸》、《紅樓夢》、《西遊》、《西廂》差不多都看過了。現在看來,當時的 思想覺悟還是比較低,因為如果我的政治覺悟比較高的話,我既然崇拜孫中山,就應該找點這方面的書來看。而且這些書也不是沒有,我的伯母家裏面有的是。但對 這些東西不懂,也沒多大興趣。……當時對郭沫若、蔣光慈的書感興趣,他們思想比較解放,無非是講一些男女戀愛方面的事,大概名氣比較大,也容易找到這麼一 些書。……魯迅的《阿Q正傳》看不懂。那時候反正只要是找得到的書,就拼命地看。有時甚至在課堂裏也看;或者晚上看上了勁,打著電筒看。因為自己心情比較 壓抑,也不怎麼喜歡和同學去玩。”

“缺少情趣,缺少浪漫的性格。”晚年的胡績偉這樣評價自己說。這或許不是胡績偉個人的特徵,而是屬於一個時代,一類社會,一個階層的印跡。當貧窮成為忠實的伴侶,幻想,就很少與貧窮的孩子攜手同行。

六、花20大洋變“胡績偉”

在 20世紀30年代初期,擺在胡德恕面前可以救自己的道路,就是去當一名教員。而這種現實性,與他的家族狀況是不無關聯的。因為他的家族可以稱得上是一個 “教育之家”。他的大伯父是教員,叔祖父是教員,他的父親也是教員。以後,他的大伯母也投身教育工作,成為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但是,又是這個“錢” 字,再次成為了少年人無法跨越的命運牆垣。
“到了成都以後,我的經濟比較困難。因為我在家裏上的是教會學校,到了成都以後,一些同鄉還是勸 我上教會學校。說象我這麼好的學業,到教會學校就很容易得到公費,用教會的錢你可以繼續升學、留洋。所以,我剛到成都時就進了基督教會辦的華英中學。在那 兒讀了一年。在這一年中,當然主要靠我的大姐、二姐給我一些錢。離開家裏時,伯父給了一點錢。

“但我不願意入教會,覺得教會是帝國主義的東西。特別是英國。鴉片戰爭的這個影響很大。所以,讀了一年以後,還是去讀師範學校。”

1934年,18歲的胡德恕,終於考入成都的省立第一師範。在省師就讀的兩年中,第一年算是平平安安地過去了。但到了第二年,舊社會與窮人作伴的另一個魔鬼——疾病,又悄然尋上門來。

“因 為小時候心情經常處於壓抑的狀況,所以,我的身體弄得很弱。先是發痔瘡,到醫院裏差不多住了三個月。然後回來,又得了瘧疾。所以第二年基本上就沒有怎麼讀 書。那時候,住食費都是學校給,但醫藥費還是要自己出。對我來說,要支付它還是很困難的。大姐、二姐給一點錢,但我不怎麼願意去要她們的錢。慢慢大一點也 知道她們當小學教員、中學教員也沒有多少錢。自己有幾個同學之間,互相資助。到第二年的暑假,我已經窮得沒有辦法了。最後我的幾個同學回家時把自己的被子 拿去當了,用當來的錢資助我。等他們從家裏回來的時候,又問家裏要錢,把被子取回來。“所以,到第二年時,思想就比較消極了。覺得讀不下去了,想找個工 作。師範讀了兩年,可以當個小學或中學教員。就在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華西大學的附屬中學裏當教育長。他介紹我到高級中學去教書。他建議我半工半 讀:一邊讀華西大學,一邊教書。那時候一週教四堂課,一堂課5角錢,四堂課2元錢。而我們一週的伙食費只要7角錢。一個月我可以有4、5元的餘款,所以 讀大學是可以的。可是我的中學沒有畢業呀,怎麼辦呢?我的幾個同學就湊錢,買了一張文憑,一張人家高中畢業的文憑。花20塊大洋,就可以買到。我原來的名 字叫胡德恕,但賣文憑的這個人叫胡績偉。這樣,我從那時候起就變成胡績偉了。”
這一年,是1935年。(《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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