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大案要案，多與軍隊有關

《新史記》何蜀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不少騙人的假話，但他有一句話是實話，即他說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因爲他最清楚，是他把軍隊 拖進了“文革”渾水，從他爲炮製《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讓江青“請尊神”開始，就已經一步步把軍隊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戰車上。同 時，在他爲“文化大革命”炮製的那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也通過他親筆加寫的“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等文字，把軍隊明確列爲了“文 革”鬥爭鋒芒所指向的重點之一。

大案要案多與軍隊有關

大凡親歷過“文化大革 命”的人，都會對軍隊與“文革”的關係、軍隊在“文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無論是“革命對象”還是“革命動力”）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最早的羅瑞卿案開 始，“文革”中的許多大案要案，如此後的賀龍案，“二月逆流”案，武漢“七二〇”案，“王、關、戚”（主要罪名是“揪軍內一小撮”）案、“楊、余、傅” 案……直到最後引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狀告遲群、謝靜宜（主持北京大學工作的兩位軍代表）案，無不與軍隊直接或間接有關。

“文 革”中不同階段的轉折，也多與軍隊有關：如中央軍委、總政1966年10月5日《關於軍隊院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直接啓動了“史無前 例”的大規模平反運動，從而得以把經過“反右派”運動之後心有餘悸的廣大民衆真正蠱惑、發動起來，投入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全民造反狂潮；1967 年2、3月間各地打擊造反派、幾乎讓“文革”刹車的“鎮反”運動，主要依據的“尚方寶劍”是毛澤東批准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而隨後否定“鎮反”、批判 “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新一輪造反狂潮，則又依據了毛澤東批准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劃時代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引爆的全民思想大地震，不 言而喻跟軍隊直接相關；至於結束“文革”的“粉碎‘四人幫’”，則更是在軍隊的全力參與下才順利完成的了。


丁凱文《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明鏡出版社）


全國成軍營，軍隊是核心

在 “文革”中，軍隊的影響滲入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人必讀的《毛主席語錄》是由軍隊推出後向全社會普及的；學毛著運動和召開學習毛著的“積代會”、 “講用會”，是從軍隊開始形成風氣蔓延到各行各業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全國效法的樣板，是毛澤東樹立的8341部隊炮製的“六廠二校經驗”；當時最時髦 的服飾是軍裝，最走紅的職業是軍人，最高貴最保險的出身是“革命軍人”……從中、小學校到機關幹部的“五七幹校”，全都按軍隊編制編爲班、排、連……全國 儼然成了一個大軍營。

從另一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既然被稱爲“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那麽，這場名爲“大革 命”實爲大動亂的政治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始終是在“無産階級專政下”進行的，也就是說，即使在各級黨政機關癱瘓、群衆組織派別林立並展開“全面內 戰”的時期，“文革”依然是在“無産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這個“無産階級專政下”如何得到體現和保證？除了毛澤東等極少幾個寡頭的所謂“無産階級司令部” 牢牢掌控著整個局勢及直接控制北京和上海兩個特大城市外，在全國各地就是由“無産階級專政的支柱”——軍隊掌控局面。從1967年1月毛澤東號召造反派向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各級黨政機關全面癱瘓，特別是過去作爲中國共産黨的代表或化身出現的各級黨委完全停止工作開始，毛澤東即下令軍隊“支 左”，於是，各地軍隊（有的是大軍區，有的是省軍區，有的是軍分區或地方武裝部）的黨委實際上就已經取代了原地方黨委的領導職能，成爲中國共産黨在各地區 的“領導核心”。

《毛主席語錄》的第一頁第一條第一句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在“文革”大動亂中，這個“領導核心”一刻也沒有改變，只是具體的代表形式不同而已。

除 去北京、上海兩個特殊地區外，各地在1967年“一月革命”中發生的奪權，都得到（或部分得到）當地駐軍的支持或參與（只是有的得到了中央承認，有的沒有 得到中央承認，有的在沒有得到中央承認後軍隊又撤銷了對奪權的支持；而各地對原“專政機關”即公、檢、法的奪權，則基本上都是通過軍管來完成的）；各地在 奪權前後爆發的群衆組織大分裂，也與當地駐軍黨委對待群衆組織的不同態度密不可分（特別是被視爲保守派的群衆組織，只要得不到當地軍隊的支持，就會在造反 派的打擊下迅速瓦解，而得到軍隊支持的則會屹立不倒、越戰越强）；從1967年2月下旬開始進行的“鎮反”，各地都是在駐軍黨委主持下進行的（因此後來這 些軍區或武裝部都不得不向群衆作出公開檢查）；批判“二月逆流”、否定“鎮反”以後各地兩派群衆組織的大規模武鬥，也都是在當地駐軍親一派疏一派、支一派 壓一派的局面下發生並且逐步升級的；兩派群衆組織的停火、交槍、大聯合談判，都是由軍隊領導人主持進行的，各種促進大聯合、籌備三結合的學習班，都是由軍 隊領導人主持舉辦的；各地先後建立的“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都是以軍隊領導人爲首（或爲實際上的核心）的；革命委員會建立後的“清隊”、“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整人運動，都是在軍隊領導人主持下開展的……

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後，1972至1973年間，各地駐軍領導人才陸續退出地方黨政領導核心（有的直到1973年底或更晚的時候才退出），各地新建的黨委這時才陸續由地方幹部接任了此前一直由軍隊領導人擔任的主要領導職務。（《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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