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參》特約記者 羅安
鄆城縣城主要廣場唐塔廣場的一角，有鳳凰形狀的街燈，當地人指街燈是近年才出現，又指鳳凰暗喻國母。
李肇星不敢走彭麗媛的關係
其實，據彭麗媛目前就職的解放軍藝術學院教員私下表示，彭麗媛為人謙和，和同事來往時沒有架子。雖然在十八大前一度十分謹慎，避免在校內公開場合露面。十八大後，恢復平日的有說有笑，後來還出席在北京的世界防艾滋病日的活動。她的同事表示，彭麗媛做事比較有分寸，不會參與不屬於她工作範圍中的事情。
在總政文工團時，彭麗媛和幾名歌唱演員關係比較好，其中有郁鈞劍、閻維文等。閻維文舉行個人演唱會時，彭麗媛是藝術總監。在團裡，在習近平被定為“王儲”後，大家都會盡量迴避提及彭麗媛和習近平的關係，不去給彭麗媛找麻煩。
最明顯的就是，閻維文和李肇星是親家。而當初，閻維文的女兒閻晶晶和李肇星的兒子李禾禾的相識還是彭麗媛起的作用，當然，這還要和閻維文如何與李肇星認識說起。彭麗媛為好友閻維文的新歌尋找填詞人，剛好，彭麗媛與李肇星比較熟悉，一次偶爾就向對方透露了這事。李肇星非常喜歡閻維文演唱的歌曲，隨即一口答應下來，為《青春中國》填詞。閻維文與李肇星因此成為朋友，一有時間兩家就會在一起聚會。有一年，李肇星的兒子李禾禾與閻維文的女兒閻晶晶都回家探親，知情人透露“兩家大人在彭麗媛隨意的一句玩笑下，安排他們見面。或許因為都有出國經歷和共同語言，初次見面，兩人就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隨著發展，感情也逐漸升溫。”在胡錦濤厭煩李肇星、決定要免掉其外長職務時，李肇星也不敢通過彭麗媛走習近平的關係，因為大家明白，彭麗媛是不會過問朝中大事的。
彭麗媛為戒嚴部隊演唱
但是，海外媒體發出不同聲音。美聯社3月27日從北京發出報導題目是：中國第一夫人為（1989年）戒嚴部隊獻唱。報導登出了1989年解放軍畫報一幅照片：彭麗媛穿著軍裝在天安門唱歌。照片說明是：青年歌唱家彭麗媛在天安門廣場為戒嚴部隊演唱。照片是新浪博客作者WXSUN用手機翻拍後放在其微博上的，但後來很快被刪除。
彭麗媛出生於1962年，1980年，18歲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4年後被總政歌舞團“挖走”。1985年，她到中央音樂學院讀書，1987年同當時擔任廈門副市長的習近平結婚。1989年，她在中央音樂學院讀研，從她到天安門廣場為戒嚴部隊演唱所穿服裝來看，當時，她應是軍隊編制，帶職上學。她從音樂學院畢業後，回到總政歌舞團，2012年5月，彭麗媛成為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享受少將級別的待遇。
彭麗媛當年為戒嚴部隊唱歌。
美聯社說，彭麗媛在廣場上身穿軍裝，紮著馬尾，給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軍人演唱的形象，和她這次穿戴時尚隨同習近平在俄羅斯、非洲展示出來的“風采”截然不同。
彭麗媛隨同習近平訪問期間，香港《大公報》說，彭麗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搶了丈夫的“風頭”，成為輿論關注焦點。上海音樂學院副教授田藝苗對《紐約時報》說：“因為其演員背景和形象，我認為，她肯定會為丈夫加分。”
美聯社說，彭麗媛從軍幾十年來，唱了不少軍旅歌曲，光是這點，就和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和法國前第一夫人卡拉•薩科齊，還有其他國家的第一夫人們，截然不同。報導說，2007年，彭麗媛曾參加演出，穿著藏族服裝，載歌載舞，唱著“洗衣歌”其中有歌詞唱道：是誰幫咱們得解放，是咱親人解放軍。”報導說，這段視頻受到藏人維權組織的強烈抨擊。
《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3月27日發表評論，題目是：彭麗媛推開中國人時尚自信的大門。文章說：“第一夫人彭麗媛對中國服裝業產生了驚人的拉動力，近日中國股市上服裝板塊大漲，中國服裝的國內輿論和文化環境也在‘瞬間’發生變化。這一切組成了相當強烈的信號。”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3月28日從北京報導說，最近國際上的一些民意調查表明，人們通常把中國看成是頗具威脅性的潛在敵人，而不是朋友。不過，彭麗媛倒是改善中國形象的頗為有力的武器，比航空母艦強多了。
小時唱歌好學習差
彭麗媛很小就表現出唱歌天賦，有一副好嗓子。（彭麗媛妹妹彭麗娟、弟弟彭蕾嗓子也不錯），但是，她卻不是三好學生，在其他方面並不突出。彭麗媛的童年在家鄉菏澤市鄆城縣度過，據她憶述，她從小就愛唱歌，而且，聲線基礎特別好，“3歲就能唱大段歌曲，5歲就能登台演唱大段的《山東梆子》，我是我們家鄉特別有名的小演員”。
美聯社的報導援引HKFighter微博說，中共六四屠殺後，彭麗媛去唱歌慰問戒嚴部隊，《開放》雜誌曾發表過這張照片。中共建黨82周年，彭麗媛為向黨獻禮片《江山》唱的主題曲唱道：打江山，坐江山，唱出了中共元老的心聲。
彭麗媛歌頌的 “江山”或許和她的家庭在文革期間倒楣有重大關係。
彭麗媛在一個“困難”家庭長大。中國媒體有很詳細的報導，說她當年天賦很高，天資聰穎，藝術成長道路如何艱難。中國媒體說，她是1985年加入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但很少媒體談到其青少年時代的其他情況。中共主政後，從1954年起，在全國中小學評選三好學生，其標準是學習好，工作好，身體好。只有三好學生才能當班幹部，才能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但很少有媒體談到彭麗媛這些方面的情況。
彭麗媛小時沉默寡言，內向孤僻，很大原因就是家庭“成份高”。彭麗媛父親在縣文化館工作，母親是縣劇團演員。她出生的1962年，正是中國“困難時期”，剛走出大饑荒陰影，而鄆城又是山東窮地方。旅美作家高伐林說，彭麗媛的母親是地主女兒。她外婆經常被當成地主婆挨鬥，日子難熬，就隨女兒到鄆城來住。彭麗媛繈褓時饑餓哭喊，常啃吃外婆的“乾癟乳頭”，“天長日久，姥姥那乾癟的乳頭硬是被小麗媛咂出了清水。”
文革期間，彭麗媛的外婆被貧下中農揪出來掃大街，彭麗媛的父親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中共黨籍，淪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關進牛棚，強迫勞動，打掃廁所。彭麗媛的母親當時29歲，也被趕下舞台。
彭麗媛。
都有黑色的童年
在媒體披露了彭麗媛的外祖父是地主的情況之後，不少人都說，要是在中共毛澤東時代，恐怕不會批准習近平和彭麗媛的婚姻，因為當時習近平已經是廈門市副市長。不過，話還得說過來，那時的彭麗媛早就是中共黨員，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的知名演員，在全國的知名度遠勝過習近平。
彭麗媛認識習近平是在1986年底，1987年9月1日結婚，這個期間，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正經歷胡耀邦蒙難而憤然不平的時期，彭麗媛想必知道習家在這件大事上的立場。
其實，因為出身問題而有黑色童年的不只是彭麗媛，習近平儘管出生在北京，父親也一度極為顯赫，曾經是協助周恩來最力的國務院副總理。但是，1962年——正是彭麗媛出生的那一年就被毛澤東貶職，後來一直被送到陝西。而在北京的習近平一家也從天上掉到地下，深知世態炎涼。特別是在文化革命開始後，十幾歲的習近平也有著和彭麗媛一樣被人歧視的經歷。據一名和習家認識的人士回憶：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近平老哥剛13歲，只因為說了幾句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話，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列為敵我矛盾，在中央黨校的院子裡關押了起來。中央黨校召開批判六個‘走資派’的大會，最後一個人就是近平老哥，前五個是大人，第一個是楊獻珍，六個人戴著鐵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壓的受不了，近平老哥只好用兩隻手托著。他媽媽齊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習近平時，媽媽齊心被迫也要舉手喊口號打倒她兒子。批鬥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見。一次意外的相見，則成為母親齊心一生的痛！一天夜裡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近平老哥跳窗戶跑回家，媽媽嚇壞了，問他怎麼回來了？‘媽媽，我餓。’近平哆哆嗦嗦地說。想讓媽媽給弄點吃的，然後，進房間換衣服。近平老哥萬萬沒有想到，媽媽不但沒有給他做飯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冒著大雨向領導報告去了。近平老哥知道不是媽媽心狠，而是被迫無奈。如果不去報告，就是包庇現行反革命，媽媽也會被抓走，那樣，遠平和安安怎麼辦？他倆還是小孩子啊！饑腸轆轆的近平老哥，永遠堅強不屈的近平老哥當著姊姊安安和弟弟遠平的面絕望地哭了，又絕望地跑進了雨夜。最後，頤和園一個看工地的老頭兒收留了他，讓近平老哥在一張連椅上熬過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進‘少管所’勞動改造。北京市許多城建基礎設施，比如西城區的地下排汙管道的修建，近平老哥都流下過辛勞的汗水，和傷心的淚水，因為，他幹活的時候，上面有警察拿著棒子！”
也許都有過對過去生活的不平記憶，彭麗媛很快就接納了這個有過婚史、比自己大9歲的男人。26年前，誰會知道這個出名不久的25歲歌唱演員會成為第一夫人？
對家鄉建設“貢獻不大”
彭麗媛成名後多次向社會捐款。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彭麗媛捐款20萬元人民幣。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她也捐款5萬。當時有不少人捐款一分錢。高伐林說，1995年，她母校鄆城一中校慶，她到場祝賀，捐獻一架鋼琴，後來，又捐款10萬。
但是，據香港《明報》報導，該報記者近日在彭麗媛的家鄉山東鄆城縣採訪，當地人說，鄆城面貌並未因出了“第一夫人”有太大變化。
甚至有人批評彭麗媛對家鄉建設“貢獻不大”。彭麗媛不少親戚也與她失去聯絡，其患病三舅年過七旬，仍每天開電動三輪車載客，自力更生。
現在縣城的主要廣場唐塔廣場的一側，有一排不太起眼的鳳凰街燈，當地人告訴記者，這些街燈是幾年前才裝上去的，據說鳳凰燈有“國母”的意思。由於毛澤東最後一任夫人江青是山東諸城人，有當地人戲言，湖南出國家領袖(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等)，山東則盛產國母。
山東是全國GDP排名第三的經濟大省，但鄆城處在省內較為落後的西南角，靠近與河南交界處。縣城仍保留中國小縣城的各種粗糙：除了玻璃瓶、紡紗之外，產業不多；車輛不多卻互相搶道，交通擁擠，道路坑窪；記者在一間掛牌三星的賓館留宿，午夜12時後已無熱水供應。
彭麗媛和習近平。
有人直言，彭麗媛為鄆城作的貢獻不多，希望她看看“家鄉有多窮”。彭麗媛成名後，在縣城的母校鄆城一中捐款蓋了一棟4層的教學樓，又在2000年為農村老家黃堆集鄉彭莊村唯一的小學出資，為漏水的教學樓作了修葺，現在小學已經改名為“麗媛小學”。鄉親們說，當年彭麗媛捐贈了13萬元人民幣，官方報導指，這是她十幾年的積蓄。此外，多數鄆城人對彭的印象，都是“很少回來”。
彭麗媛自稱是非常傳統的中國女性，從小就受孔孟之道的薰染。“我對家庭是非常看重的”，但她與父母、兄弟姊妹、丈夫與孩子以外的親戚似乎不多接觸。彭的三舅李新才聲稱，有20多年沒見過她。
現在“各過各的日子”
李新才75歲，雖有頸椎疼痛和高血壓等疾病，仍要每天駕電動三輪車拉客，每天收入十餘元。家裡擺設也相當簡陋，牆壁灰水剝落，已信教十餘年的李表示，對這樣的生活並不感到辛苦，“自力更生是最好的”。被問及是否希望得到彭麗媛的幫助時，他表示，自己為人耿直，不願意給彭說好話。他還叮囑：“不要只看報紙是怎麼說的，要看實際情。”他的女兒說，從電視上看到彭麗媛，仍感覺很親，但表姊妹20多年沒有聯繫，確實有些遺憾。
據香港《明報》記者報導，彭麗媛有一弟一妹，其弟于1980年代初中越邊境戰爭時曾入伍上前線，現在據說在外地經商。在鄆城，很多以前與彭麗媛關係密切的人，對彭的往事都諱莫如深，這個城市關於彭麗媛的一點一滴，也逐漸被隱藏。而彭麗媛父親曾是縣文化館館長，他的舊同事、彭家的老鄰居魏中平，已經八旬有餘。幾年前，他曾接受官方傳媒採訪，指彭麗媛一家文革時曾有挨整的經歷。記者當天在縣城多方打聽找到他時，正在麻雀桌上忙得不可開交的魏老表示，所有採訪都要透過宣傳部正式申請。
街坊指出，在鄆城的一間婚紗照相館內，掛著彭麗媛和中學時最要好的朋友的合照。當記者找到這間照相館後，店主承認曾經掛過這張相，但現在已經收起來。記者電話聯絡到照中的彭麗媛同學，對方則表示近期都不方便接受採訪，叫記者“趕快走”。而記者上門找到彭麗媛另外一名同班同學，對方也稱，彭麗媛在鄆城的同學有幾十人，現在“各過各的日子”，不方便再說什麼。
彭麗媛的大舅在台灣
彭麗媛的大舅叫李新凱，是位退休老師，籍貫山東鄆城人，今年84歲，國共內戰期間跟隨山東聯合中學學生流亡到南方，再轉澎湖到台灣，來台後才入伍，陸軍士官退伍後轉任小學教師，曾在嘉義縣梅山鄉、竹崎鄉的山區小學任教，二十多年前在嘉義市精忠國小退休，目前還住在精忠國小附近。其在台原配逝世多年，十一年前再娶大陸湖南長沙籍女子為妻，她已取得台灣身份證。
李老先生的妹妹是彭麗媛的母親，彭麗媛於1997年以文藝專業人士赴台交流，入住在台北市遠東飯店，當時，她不便脫團行動，無法去南部的嘉義，便邀請舅舅帶著表妹、表妹夫北上相會。之後，雙方互有往來，李老師2007年也曾到大陸探親，當時習近平已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之後，李家人只要到大陸都會與習近平見面，也受到頗高規格的接待。
李新凱老師多年前中風，原本生活就很低調，在習主席就任之後，李家人生活更加謹慎，不太跟外界談這門親戚。台灣方面也很低調不打擾他們。李老先生因曾經中風，每天早上6點、下午5點會定時出現在精忠國小，繞著操場走進行複健。
彭麗媛三舅父李新才的房子十分簡陋，李年過七旬且患病仍要開電動三輪車謀生。
2009年彭麗媛的長輩之一過世，李老先生回山東奔喪，是最近一次跟彭麗媛見面，當時，習近平副主席在追思會上以女婿的身分出現。
不見普京夫人出迎
彭麗媛這次隨夫出訪，一共四站：俄羅斯、坦桑尼亞、南非和剛果。在後三站，東道國第一夫人都出來迎接或參加活動，而在首站俄羅斯，彭麗媛卻“撲空”了。香港《蘋果日報》說，或許，俄羅斯總統普京有先見之明，始終未讓傳媒拍到其夫人柳德米拉與彭麗媛的合照，以免兩個第一夫人的比拼傷了一方的面子，引發兩國民眾的爭拗。《大公報》說，普京夫人沒到機場迎接習近平一行，彭麗媛單獨活動，普京夫人也沒有陪同。彭麗媛在非洲國家活動，所在國第一夫人們都是全程陪同。
普京夫人柳德米拉生於1958年，比彭麗媛大4歲。柳德米拉從小喜歡戲劇，希望將來當演員。後來，她考上加里寧格勒理工大學，畢業後當了空姐。柳德米拉也是25歲結婚，1983年嫁給了普京。
人民網3月26日的文章“普京妻子：揭秘被‘藏起來’的第一夫人”說，近幾個月來，柳德米拉很少陪在丈夫身旁。因為兩人“早已分居”。普京在莫斯科，柳德米拉被關在愛沙尼亞邊境某賓館，過著與世隔絕生活。兩人分居是有傳聞說普京“緋聞不斷”，說他2008年和24歲的體操選手卡巴耶娃傳出緋聞，還有一名私生子。
還有報導說，普京和“美女間諜”查普曼也傳出緋聞。兩人都出自“克格勃”。
2010年10， 俄官方公佈普京和柳德米拉共同接受人口普查的視頻，但諸多持懷疑態度的人卻從這段錄影中找到了“反面證據”：柳德米拉沒戴結婚戒指。按照東正教傳統，夫婦應在右手無名指上佩戴結婚戒指，而觀眾在柳德米拉無名指上卻沒發現這枚戒指。
2012年11月，中共召開18大，《華盛頓郵報》曾發報導援引一位圈內人士的話說：“坦率地講，我不知道彭麗媛能在多大程度頂住傳統壓力，強化其第一夫人形象，發揮作用。高層可能會認為風險太大，在國內獲益不多，畢竟我們的領導不是選出來的，不像西方，配偶要助選以提高支持率。” （《外參》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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