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
當日出席者包括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旅美學人馮勝平、《鄧小平帝國30年》等書作者阮銘、《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研究員張艾枚、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張博樹博士、“公民力量”（Initiatives for China）副主席韓連潮博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政治評論家何岸泉、《世界日報》副總編輯魏碧洲、《重審林彪罪案》、《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等書作者丁凱文、《新史記》主編高伐林、紐約律師李進進博士等等，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擔任主持人。
王軍濤首先批評馮勝平給習近平上書是一種浪漫。當年搞民運時，他浪漫，後來被挫傷了，現在對共產黨又浪漫起來。但唯獨他對人的本性，即人的惡劣性以及我們之所以需要憲政，就是因為人性之惡這一點他沒有思想準備。最後，他的思想脈絡肯定會是主張和諧的，民運要和諧，共產黨也要和諧，最後跳到專制上去，失望之後，再去等待一個專制君主駕臨。
王軍濤認為，習近平目前有三個問題需解決。這三個問題能不能解決，最後習近平在政治史上能不能留一個好名聲都是一個問題。
首先，現在的中國各種問題叢生，根本不是什麼簡單的提“強國夢”，“三個自信”就能解決問題的。他的“三個自信”實際也把馮勝平的諫言路給堵死了。習近平提“中國夢”說明他還沒有正視中國目前的現實問題。而且，他想用迴避的方式來凝聚共識，忘記現實利益的意見分歧，習近平這是在玩鴕鳥政策。
王軍濤
其次，在中國面對的腐敗問題中，最難處理的是制度性腐敗，這樣的腐敗是和政經兩棲的紅色太子黨集團結合在一起的，而且，中國政治現在發展到了人類歷史上最爛的一種世襲制，中國古代狀元總理退休，他的兒子也得再考才能上，要跟平民去競爭，現在中國反腐敗，即使搞到成克傑這一層，也只是反草根上位者，太子集團習近平動得了嗎？而且，這個集團還在制定規則，外國媒體揭露的八大家族，是合法在中國撈錢。
最後一個問題是，是“反政治性”問題。民主政治就是在吵吵鬧鬧中形成一種秩序和更換。民運之間的污名化並沒有超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範圍，習近平在說中國夢時，他是既無法面對黨內的各種派系鬥爭，也不能面對一旦準備民主化和憲政化時要面對的吵吵鬧鬧的局面。民主政治、憲政政治就是在吵吵鬧鬧中形成秩序，更換，它的生機和動力都在這。你要從事政治，就要做法這種準備，做好這種犧牲。
王軍濤指出，習近平如果這三個問題解決不好，絕對不可能帶領中國建設憲政和民主。
王軍濤認為，國家轉型，第一步要通過政治風潮打開體制、撕裂統治集團，第二步才是圓桌會議。辛亥革命在打開體制這一點上非常成功，它的失敗發生在圓桌會議階段。將來中國共產黨要崩潰這一點，絲毫不用懷疑，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將來舉行圓桌會議時，各種政治力量是否能坐在一起談出新的協議。這一點上，王軍濤認為他沒有多少信心。
不過，王軍濤主張，中國要走向憲政民主，一定要搞民間運動。而民間運動的一個節點是，在打打鬧鬧的政治中，你能不能推進建設性事業，如果這一關過不去，民間運動也沒有希望。馮勝平先生就是在這個階段退出了民間運動。
台灣證明黨內民主再到憲政行不通
阮銘從台灣憲政化的歷史說明體制外壓力與當權者對民主化的影響。林獻堂和蔣渭水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沒有成功，但為台灣開展了一個基礎。國民黨戒嚴時，胡適、雷震等人辦了《自由中國》，但當《自由中國》開始要建黨時，雷震被捕入獄。
阮銘
《美麗島》雜誌的出現與之後的美麗島運動，雖遭到蔣經國的鎮壓，但在國際壓力下，並未對運動參與者判以最嚴厲的刑罰。江南事件後，蔣經國已經沒法再照原本的辦法統治下去；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宣布成立。蔣經國明白已經無法下令抓人，必須想辦法讓反對黨合法化，因此所以才在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時，表示要解除黨禁報禁，讓全世界都知道，這樣才讓台灣一步步走向開放。
阮銘指出，馮勝平的信說，中共的第三個30年，習近平讓一部份人民主起來，這裡的問題是，屆時會不會有憲政？“憲政就是要有政黨競爭、要有反對黨，所以黨內民主再到憲政，至少在中國和台灣，歷史證明是行不通的，訓政是不可能到達憲政的，而是必須依靠非暴力的憲政運動，但開明的人也很重要，蔣經國就比較開明。”
阮銘說，假定習近平是開明的人，一定要有運動的壓力，兩者加起來要大過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就像蔣經國開放後，要依靠民進黨繼續推動憲政民主運動，才能把反憲政運動的力量壓下去。所以非暴力不只指體制內，還指體制外，才能實現和平演變。（《明鏡月刊》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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