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5日星期三

新華社社長穆青:今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15分(續)

  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街頭見證歷史。他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天安門下萬頭攢動。

  他看到,一個寬大的會議室作為臨時急診室,裡面躺滿了傷患。他記下了傷患的名字:
  馮友祥,男,外貿系統幹部。渾身是血。大腿上一個大洞,外表直徑約三釐米。短褲全被鮮血染紅,還在上面結成了血塊。大夫要剪開他的短褲,他說,短褲上的血是他愛人的。他愛人叫劉景華,頭部受傷,現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調度員。腿部受傷。

  一位幹部模樣的年輕女傷患一邊呻吟,一邊罵:“我發誓,今後半輩子要反共產黨反到底!”

  他還想記錄,但新的傷患不斷抬進來,醫務人員十分忙。

  “一位大夫嫌我妨礙他們,我只好離開。”他寫道,“在一個角落的地面上躺著一具屍體,看樣子才20多歲,胸部佩著紅校徽。”

  他聽見復興門外大街上槍聲還很密集。
  他趕到阜內大街的人民醫院。他看到,這兒的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患很多,不讓記者進入。

  他問一位大夫這裡的死亡人數,大夫不說。
  “從裡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20歲左右。”他寫道,“女的書包裡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

  在這個大會議室門口,他看到幾個人用手電筒照著地面,議論著。“我擠進去,看到一個人用小木棍挑著白花花的東西,”他寫道,“說這是人的腦漿。”
  在人民醫院門口,他聽到一個學生喊:“誰自願獻血?”
  “他話音剛落,站在門口圍觀的十多個人同時舉手:‘我去!’”他寫道,“學生說:‘真是好樣兒的!’獻血的人排著隊進去了。”

  他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走廊裡都是傷患。
  “有的大聲嚎叫:‘給我打一針麻藥吧!’其中有兩名受傷的防暴員警。”他寫道,“幾名身上帶血的人不讓大夫對他們兩人治療,說他們剛才打人太狠。這兩位員警無可奈何地呻吟。”

  “我掏出記者證,對那幾個人說:‘他們現在是傷患,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應該為他們治。’”他接著寫道,“這幾名帶血的人還算通情達理,沒有阻止。”

  他穿過復興門橋,經音樂學院附近胡同回到新華社內。
  “在各個小胡同裡,都有年老的居民們站在家門口。他們神情木然,滿臉驚恐、焦慮,低聲地議論。”他寫道,“整個北京市的人都沒有睡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著,特區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22時30分
 
  據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一份報告中稱:部隊在人群面前開了槍。槍聲響起,火花四濺,上萬名市民意識到是真槍實彈,開始潮水般地退向木墀地橋。退卻中,擁擠的人群被自己設的路障阻隔,一些人被踏傷、擠傷。(《中國“六四”真相》,張良,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在北京新華通訊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寫道:晚10時半,前線記者來電話:38軍先頭部隊到了木樨地,受到人山人海和各種路障的阻攔,軍隊終於開槍了。並讓我從電話聽筒裡聽槍聲。我果然聽到了劈劈啪啪的槍聲。

  此後,家住皇亭子和中央電視台的我社職工不斷來電話,說:在木樨地一帶,軍人端著衝鋒槍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掃射,傷亡慘重,僅我社職工家屬中就有九人受傷。他們有的是在路邊觀看的,有的是夜班路過的,沒有一人是參與攔堵軍車和部隊的。

  聽到這些情況,穆青神情痛苦地說:“今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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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了一輩子新聞的穆青,晚年碰上了最可怕的新聞。

  副社長郭超人接著說:“歷史將不會忘記這一夜!”(《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張萬舒,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版)


  在人民大會堂,數萬名軍隊已“準備就緒”。在大會堂西門和西北門,市民和學生們越聚越多。時不時,有磚頭和瓦塊向大會堂飛。軍隊按照命令高喊:“暴徒留下,群眾閃開!”

  成群結隊的軍隊,蜂擁衝出大會堂,戒嚴部隊某部上尉幹事倪福田寫道,軍隊的“強大的威懾力量使暴徒聞風喪膽”。

  “我們廣大官兵威嚴地守住人民大會堂的各個門,一雙雙警惕的眼睛在注視著這場特殊的鬥爭,”他繼續寫道,“一顆顆跳動的心臟,在接受著血與火的考驗。”(“守衛大會堂”,倪福田文,《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方向盤”
  在西長安街永定路和復興路的交叉路口,從山西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某部軍隊,受到市民和學生們的攔阻。團汽車連代理排長張震,擔任卡車首車駕駛員,帶領25台汽車。

  他一路上遭到襲擊,身上12處受傷。“為了保衛黨、保衛祖國、保衛首都”,他認為值得付出“血的代價”。他還認為,“部隊清場之日”,就是“一小撮製造動亂的傢伙”失敗之時。

  歹徒們煽動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向車隊湧來,有的暴徒叫喊:“快動手打呀!砸呀!”還有人叫囂:“先打掉前頭的司機,他們就動彈不了了!”

  頓時,磚頭、石塊雨點般的砸在我的車上。駕駛室前面和兩側的四塊擋風玻璃全被砸得粉碎。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情況,我沒有感到驚慌。突然,從左側飛來一塊石頭,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耳根部,當時只覺得兩耳轟得一聲響,眼前一黑,被打懵了。

  但是,我的手沒有離開方向盤,車還在往前走。一陣陣難忍的劇烈疼痛,傷口的血從頭上流到身上。

  當時,挨著我坐的軍務股長陶祥禮同志,探過身來一看,只見我左耳根部有一條大口子……我使勁咬緊牙關,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堅持一步一步地繼續向前開進。(張震,《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的征程”
  在廣安門鐵路與公路交叉口,一列火車停靠在路口中間,擋住陸軍第54集團軍前進的道路。這個軍是從河南省趕赴北京。少將副政委張堃,和士兵們一起,從火車下面爬了過去。

  部隊一過火車道,暴徒們就在車廂上用磚頭往下砸,用木棒和鋼筋棍打……前進受阻……官兵們攙扶著傷患,繼續往前衝!

   隊伍行至廣安門護城河。這裡道路狹窄,聚集了上萬名不明真相的群眾。護城河橋頭的街道兩側正在拆建築物,暴徒們在這裡設立了第二道防線。……戰士們實在 憋不住了,跪在團長徐乃飛和政委跟前,要求發子彈。……群眾與敵人混在一起,一時難以辨清。他和政委含著淚把戰士一個個扶起來,堅定地說:“執行命令,不 准開槍!”……

  我忍著全身疼痛,用我那還不太蒼老的嗓門,帶領部隊高呼“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首都學生”的口號,許多戰士的臉上流著血、嘴裡流著血,也跟著我高呼。……人群稍向後退了一些,一些群眾還鼓起了掌。砸來的石頭、磚塊也少了些,部隊乘勢從狹窄的通道中擠了過去。

   肉體上的痛苦,官兵們咽下了,最使他們感到難受的是被群眾誤解。部隊通過廣安門,進入廣安門內大街,沿街路障重疊,逼得我們只好從路障兩邊的小口子通 過。每經過一個胡同口,都是一陣石雨的襲擊,都是一陣令人難以容忍的辱駡聲。“你們槍口對準誰?”“你們不是人養的!”“保皇狗!”……

  部隊行至南新華街時,遭到了更為猛烈的襲擊。也許這裡接近廣場了,暴徒們準備在這裡孤注一擲。一些打著“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旗號的人,煽動起上萬名群眾,用幾十輛汽車、隔離柵欄設置了密集的路障……

  我只有一個信念,必須儘快率部趕到天安門廣場。我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火速向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張堃,《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

  在劉家窯到天安公園東口這段道路上,戒嚴部隊某部上尉主力工程師李勃,乘坐在巡邏隊的第一輛裝甲車322號上。

  “……人群中飛出雨點般的石塊、磚頭、瓶子,還有鐵釘等硬物,車身被砸得咣當咣當地響。”他寫道,“……322號帶著累累傷痕,在大街上艱難地行進。”

   後來,他們成為第一輛開進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淩晨一點多鐘,戒嚴指揮部的兩位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322號車的人員時,一位首長緊緊握著我的 手,”他接著寫道, “高興地說:你們任務完成得很好,是開進廣場的第一輛裝甲車,顯示了很大的威力,給了一小撮歹徒很大的震懾……”(“第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李勃 文,《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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