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錢!」一位中國少年傷心欲絕的夢中呼號,打破了春節的熱鬧氣氛,撕破了道德之邦的遮羞布,拷問着十三億國人的良心。
河南鄭州一名初中生為購衣服捐給山區貧童,春節假期上街義賣玫瑰花,豈料初出茅廬就遇上歹人,被騙子以百元假鈔詐走善款。一顆愛心的蓓蕾剛剛綻放就被殘酷現實摧殘,少年上了人生寶貴卻慘痛的一課,聲言今後不再義賣,甚至夢中哭喊「還我錢!」相信日後向別人伸出援手前,難免三思。
無獨有偶,去年底駐廣州外國領事館為中國殘疾兒童籌款義賣,也曾收到五千元假鈔。連籌募善款的場合都淪為無恥之徒欺詐錢財的「樂土」,神州處處陷阱,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已蕩然無存。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最新的《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顯示,內地社會的總體信任持續下降,已經跌破六十分的信任底線,而人際不信任度則不斷擴大,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的受訪者不及一半,超過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禮崩樂壞 懷疑一切
當下的中國,快遞來了不敢開門,查水錶不讓進屋,買菜時習慣性地懷疑商販缺斤少両,政府不管做甚麼事都被人質疑一番,諸如此類不可思議的動作,國人已經習以為常。「和諧社會」人人互相猜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淪為天方夜譚,懷疑一切已經成為神州的「基本國情」,可謂諷刺之至。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一枝獨秀,然而世風日下、禮崩樂壞的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的步伐。君不見,黑心食品無處不在,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注水肉醜聞無日無之;劣質水泥、鋼材大行其道,豆腐渣工程愈揭愈多,愈揭愈可怕。更恐怖的是,良心貶值,好人難做,好事難為,司機好心讓路反遭指控違反交通規則,扶起倒地老人反可能惹上官非,前年佛山「小悅悅」事件,十多名路人對被貨車輾至奄奄一息的幼童視若無睹,這一幕將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與誠信缺失推到極致,成為中國永遠洗不掉的恥辱。
社會信任度低處未算低,根源在於政府公信力破產。官場黑白顛倒,貪腐成風,謊言成篇,老百姓一再受騙,官民互信不斷被蠶食,陷入愈解釋愈不信的惡性循環,更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主要隱患。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中國現在甚麼都不缺,就是缺德,缺禮,缺心,缺愛。一個愛心淪為騙子斂財工具的社會,一個對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視作平常的國家,無論多富多強,在世人眼裏都只是一片道德荒漠,不可能得到國際社會真正的尊重。
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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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7日星期日
羅斯福請哈佛經濟學家搞中國外交
誰輸掉了中國?(3)
明镜新闻网編譯蕭伃君
羅斯福第一個私人使節是卡利(Lauchlin Currie),卡利是個“短小敏捷、帶著無框眼鏡的哈佛經濟學家,也是羅斯福的特別助理。”當戴維斯在華盛頓與卡利相識時,卡利正在發展“對中國事務的興趣,並打電話給我,詢問我對中國事件的評論和信息。我對他想發展完全在他專業之外的事務感到非常奇怪,但是,這種突發的、對他們專業之外事務的膚淺涉獵,其實,也就是亂七八糟的羅斯福政府的特徵。”
卡利與宋美齡。
卡利最終是以羅斯福的“特別顧問”身份到重慶。根據卡利極其膚淺的檢視,他建議,華盛頓將史迪威和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召回。不僅如此,卡利“認為自己是高思的最佳繼任者,但他的這個夢想最終並沒有實現。”
之後,1940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代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出現了,“在他試圖將自己塑造成有遠景的領導者的世界巡迴訪問中,拜訪了中國。”(《華盛頓日報》的亞德利指出,在這裡,戴維斯的回憶有誤,威爾基1940年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但是,是在1942年才前往中國。) 陳納德將軍成功地說服威爾基幫他帶一封信給羅斯福,信中,陳納德向羅斯福要求“105架戰鬥機、30架中型轟炸機、以及12架重型轟炸機”,陳納德表示有了這些援助他可以完成攻下日本的工作。馬歇爾將軍認為,這種想法“只是胡言亂語”,但是,陳納德的想法卻得到羅斯福的贊同,因為這個做法是對這個在當下艱鉅、將近無法解決的問題的一個快速、簡單的解決辦法。
開羅會議
1943年,戴維斯和史迪威參加了開羅會議,在此會議中,蔣介石與邱吉爾和羅斯福一起討論了亞洲的戰事。本已準備好讓中國倒下的邱吉爾,當時試圖說服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其他人會面時到外面觀光,但是並沒有成功。
羅斯福對中國領導人表現地相當慇勤。史迪威了解羅斯福的作法,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老爺(羅斯福)興致勃勃、正在找尋捷徑。”戴維斯對羅斯福竟然捨棄國務院的翻譯和談判幫助感到相當震驚,戴維斯的同僚裴克(Willys Ruggles Peck)“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與蔣介石相識多年、且相當謹慎小心”,但是,裴克卻在會議中被冷落。
在沒有具專業背景的美國人在身邊的情況下,羅斯福對蔣介石展開說服攻勢、並希望蔣委員長與他一起合作建立戰後的羅斯福式世界秩序。蔣夫人宋美齡“裝扮得像要去參加一個雞尾酒舞會,並在她先生與羅斯福的私人會議中充當翻譯。”
羅斯福完全“業餘式的外交政策”在一些其他美國人也一起參與的非正式場合上更顯露無遺:“我們聽了一堆他祖先的故事。有一位祖先到了中國、成為百萬富翁、回美國、又在一個煤礦投資中散盡財產,所以,又回到中國、再賺一百萬、回美國後將錢投入鐵路股票,但是,卻直到他死後2年才拿到紅利。他在笑聲中講述這則故事。”
戴維斯和史迪威帶著困惑和沮喪離開。“這是這個政客的漠視伎倆,他從來沒有對身邊真正的主題有所認識──他希望將軍對蔣介石說什麼?他在對中政策上有什麼指示?”在回到米那宮酒店的路上,史迪威“將臉埋進他的雙手中。”(《外參》第34期)
自焚藏人為何多是年輕人?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自焚藏人為何是年輕人?
在100起自焚事件中,自焚者的年齡從15歲到64歲。其中50起是90後一代,31起是80後一代。也就是說90後佔50%,80後佔30%,兩者加起來約佔80%。
對於為什麼藏人自焚主要是八零後、九零後一代的年輕人?為什麼他們要如此決絕地進行自焚?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貢嘎紮西對《中國密報》特約記者分析說,主要原因是3代藏人的創傷。發生自焚事件的區域比較集中在西藏東部,這一地區的藏人遭受了持續3代人的創傷。第1代藏人的創傷可追溯到1935年,第2代是在1958至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和所謂的“民主改革期間”。第3代創傷是中國當局從1998年開始進行的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這個創傷此刻正在撕開西藏的心臟。“那些年輕一代可以說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他們沒有親眼看過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會,但是他們已經瞭解到上一代所發生的那些令人心酸的歷史,加上他們正經歷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基礎上,當局在西藏實施的不公平政策。這是導致自焚者中八零後、九零後一代的年輕人佔多數的主要源因。”
西藏年輕人。(圖片:西藏旅遊)
藝術家陳維健也分析認為,今天衝鋒在西藏抗暴第一線的人,大都是在胡錦濤當政10年成熟起來的新一代年輕人,也許他們對中共文革10年的浩劫,在中共刻意隱瞞歷史的政策下,可能只是父輩們一個遙遠的故事,對胡耀邦撥亂反正,使藏人升起自治希望的那一段珍貴歲月知之甚少。他們的感受是從長大成人的近10年,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他們讀書碰到了問題,工作碰到了問題,出門碰到了問題,連信仰也碰到了問題。而這一切都來自於他們的民族身份,他們的民族身份使他們不但受到百般歧視,連在自己的鄉土上都被邊緣化了。
在現有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他們前途茫茫,感到無法生存下去。而這10年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則是由胡錦濤一手打造出來的。雖然西藏目前的問題有歷史的原因,但主要罪責在胡錦濤。是胡錦濤對藏的強硬、野蠻、卑鄙的現行政策,將新一代的西藏年輕人,推到了反叛的道路上。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盛雪對《中國密報》指出原因是多重的:“首先,80後或90後都是在中共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受的都是中共的教育,都是中共對藏政策的承受者。其次,年輕的生命對於自由和公平的追求更強烈,對於壓迫更敏感。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都是以年輕人為主。另外,年輕一代藏人掌握了一些現代通訊技術和條件,對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瞭解,也更抗拒壓迫。”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王軍濤對《中國密報》說,年輕人更願意以純淨的方式追求和實現認同的人生和社會的理想。《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表示,青少年血氣方剛,更有犧牲精神。想想什邡事件吧。什邡事件就是以中學生為主力,他們的口號是:“我們可以犧牲!我們是90後!”
藏人作家唯色曾在回答某記者提問時解釋說:“我知道記者的問題也是許多人的疑問。但我還是想說,難道年輕就意味著魯莽或者盲從嗎?我還想說,法國歷史上的聖女貞德不是也很年輕嗎?一個農家少女帶領法國軍隊抗擊英軍入侵,她受火刑而死時才19歲,卻是法國人心中的‘自由女神’永垂不朽。”
唯色還舉出推特上一位網友的說,在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下台時,大量報導裡最讓人感動的是一位五、六十多歲父親的話:“我這輩人不敢想不敢做以為永遠看不到的民主,卻讓孩子們實現了。是這些孩子給了我希望和夢想,我要重新活一遍。”
然而,署名為“80後智庫”的網友在2012年11月27日發佈了一份《喇嘛教徒自焚行為研究報告》,將10幾歲的人即90後稱為“最容易被忽悠拐騙的”,將20幾歲的80後稱為“心智尚未成熟的”,並因此得出結論說:“無論採用何種研究數據,我們發現所謂的自焚,在統計學上可以具備絕對的依據證明。是一場‘慫恿自殺的邪教行為’,因為不符合統計學的年齡分佈平衡規律。其中88名自焚者中,青少年佔了69名,佔有比例是:78.4%;達賴集團的行為甚至比塔利班還要噁心,人家塔利班都是成年人去送死赴難,而喇嘛教卻慫恿接近8成的青少年自焚去作為對抗中共的道德綁架,道德暴力的武器。”
對“80後智庫”的分析,一位觀察人士在接受《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採訪時表示,既然將八零後、九零後認證為易受慫恿的青少年,那麼這個所謂叫“80後智庫”,其人員也是80後,當然肯定也是心智不全、易受慫恿的青少年,他們發出的報告當然也是心智不全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
對這份報告,王軍濤認為,從學術角度看,這個報告的結論不成立。首先,統計規律是概率性的,其中間值或最大值或平均值既不是絕對規則,也不是普適規則,不一致是普遍的,中間值或最大值或平均值是少數。因為統計學只是對現象的描述。其次,當某個統計中的現象呈現的規律與一般規律不一致時,我們一定要解釋原因,也要在眾多的解釋中通過分析證明一個成立而其他不成立。這份報告並沒有排查其他可能的解釋,只是無視其他解釋。第三,更多的直接觀察證據說明,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並沒有直接捲入甚至不贊成自焚;這是直接觀察的證據,比間接的統計分析更有效的證據。最後,選擇死亡抗爭不是邪教;否則,“不自由毋寧死”以及人類進步的其他有生命風險的活動就都該被譴責了。
盛雪也不認同上述報告的結論。她說,在中國自焚的不僅僅是藏人,漢人也在大量自焚,是誰慫恿的?另外,中共指控自焚是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慫恿的,請問,中共讓達賴喇嘛的信息傳遞到藏區麼?藏人能夠自由獲得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信息麼?既然中共認為是達賴喇嘛造成的,那麼好,就讓達賴喇嘛和藏人自由通話吧,就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去勸慰藏人吧。中共敢麼?
胡平指出,“如果是有組織有領導的行動,那麼,負責人出於種種考慮,通常不會讓青少年打頭陣。這正好證明藏人自焚是自發行為。”
西藏問題學者李江琳向《中國密報》表示,“80後智庫”的報告結論毫無新意,毫無價值,一看就是對藏區歷史、現狀和藏文化一無所知的人寫的。兩個明顯的例子是:一、將“藏傳佛教”稱為“喇嘛教”,寫這個報告的人哪怕“維基”一下都能查到:“喇嘛教(德語:Lamaismus;英語:lamaism)是對藏傳佛教的一個民間稱呼。這個稱呼在藏語中和學術界被廣泛認為是一個輕蔑語或貶義詞(即暗示這種宗教是喇嘛揑造,而非傳承於佛教)”。該報告的作者使用“喇嘛教徒”這個詞,顯示出作者不是無知,就是心存偏見。二、第18位自焚者是“索巴仁波切”,該文作者括號註明(身份不明),顯示出作者連“仁波切”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中國密報》第五期)
紅二代、紅三代湧入美國名校的玄機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辛鳴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的孫女在耶魯大學就讀。這位孫女取了英文名字Christie,其父親吳少華,是光大集團執行董事、副總經理、黨委委員、光大金控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此前他是光大銀行黨委副書記、常務副行長,分管基金託管部、資產保全部。出生於1964年的吳少華,曾任職於武漢市建設銀行、武漢市審計局、江西省審計廳,有中國註冊會計師、律師執照。
知情人介紹,吳官正還有一個孫子Kevin Wu,早前在英國伊頓中學念書,後來也來到耶魯念書。經查耶魯學生名錄,Kevin Wu的中文名字的譯音是Wu Yujiang。
無獨有偶,分數不高卻被名校錄取的,還有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Jasmine Li),她在斯坦福大學就讀。
李紫丹是賈慶林的女兒賈薔和李伯潭的女兒。消息人士稱賈薔是律師,但本刊未能核實她的律師身份;李伯潭則是中國有一定名氣的企業家,有多個頭銜,例如中瑞酒店管理學院董事長。
李紫丹先在法國報考多所美國名校,後接到斯坦福大學和常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學等錄取通知。2009年法新社等海外媒體曾經報導,賈慶林這位17歲的外孫女也應邀出席一年一度的歐洲社交盛會——在巴黎Crillon Hotel舉行的名媛成年舞會,一同出席的有已故黛安娜王妃的18歲姪女、名導演克林伊斯伍德的16歲女兒、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孫女等24名佳麗。

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進入斯坦福大學就讀。圖為她參加巴黎名媛成年舞會。
這個名媛成年舞會,還曾邀請中共元老萬里的孫女、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正部級)萬季飛的女兒萬寶寶、以前陳雲的孫女陳曉丹。
中國政壇第五代的幾位領軍人物的子女也不落人後,紛紛進入美國名校深造。
習近平與彭麗媛的獨生女兒習明澤在哈佛大學就讀,平時非常低調,薄熙來事件後,她曾出席校內舉辦的座談會而引人注目,但她在座談會上坐在最後一排,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
李克強的女兒也在美國名校讀書。
政治局委員、前中組部長李源潮的兒子李海進是耶魯的MBA。李海進與其父是復旦校友,畢業於復旦會計系。劉方遠所著的《李源潮傳》(明鏡出版社)曾介紹:“李海進於2007年從復旦畢業後,一度想留學美國,後來還是留在上海,任職於一家外資銀行。”他畢業後在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的醫藥保健公司諾華公司(Novartis)駐美國分公司擔任銷售員,這家公司業務遍及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9萬全職員工。
有玩笑説,如果這些歐美名校同時要開家長會,要求父母都要參加的話,中國估計一下子沒有領導了,政治局開會恐怕都湊不夠法定人數!
至於,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更是眾人皆知,在歐美名校“花天酒地”。
一位叫楊家樂的女生,2011年跨進了美國頂尖學府三甲之一的耶魯大學,而且,她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瞭解美國大學的人都知道,美國的莘莘學子能考進耶魯,難;拿到耶魯獎學金,更難;她作爲一個外國人,拿獎學金讀耶魯,難上加難,但這個女生就有了這樣的幸運。
不僅如此,知情人披露,她的中學也是在美國上的,上的是昂貴的私立學校——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女兒切爾西選擇的、當今白宮主人奧巴馬為女兒薩莎和瑪利亞選擇的中學:希德威爾友誼學校(Sidwell Friiends School)。這樣的私校,一年的學雜費、食宿費與耶魯大學相差無幾,而她,也是得到了全獎!加起來,她從中學到大學,得到的獎學金早已是6位數了。
楊家樂有何出色成績,有何過人特長?人們並不知道,但是人們知道,她有一個好爸爸:楊潔篪。
身為中國外交界重臣,女兒在美國一路受到厚待,自然會招人議論紛紛:是楊潔篪先利用職權給了美國人什麽好處,於是,美國人在楊家樂身上“投桃報李”?還是美國人先百般優待楊家樂,指望楊潔篪利用職權“投桃報李”?更關鍵的是,這後面如果有利益交換,楊潔篪是否用中國的國家利益送了人情?
據外交部知情人透露,楊潔篪本人其實對此還是頗爲苦惱的,他也擔心物議喧騰,難以收拾。但事已至此,他也別無良策。
美國的大學,都要求申請者提交SAT(或類似考試)的成績單。SAT的中文譯名為“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約略相當於中國的高考,分成3科:作文、閱讀、數學,每科滿分均爲800,總共滿分為2400分,哈佛、耶魯一般錄取學生的分數線都在2200分左右,而消息人士對《明鏡月刊》披露,有些中共高官孫輩遠在這一錄取水平之下,僅1800分、1900分,只略高於美國的SAT平均成績,居然也進了名校,讓人稱奇。
知情人介紹,美國大學總體上來說,在公平、公開方面比中國好得多,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學生是憑學識、特長跨進名校大門的,但是,也有一定的灰色地帶——對校友後裔﹑對捐款大戶,或者對具有政商學界廣泛人脈背景者,也會加以照顧;何況大學的某些錄取條件,例如創造性、領導才能,本來就有很強的主觀因素,難以量化,更可以讓校方相關人士找到空隙,合法地向一些特定的申請者以“傾斜”。
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官孫子孫女,有少數確實學業出類拔萃,被名校青睞是實至名歸;多數人家庭條件雖然優越,本人卻學業平平,要進名校,就得靠各種關係、條件了。好在他們的父輩手握重權,從一些受到照顧、感恩圖報的企業、機構獲得一筆款項,捐給學校的某個項目,易如反掌,其子女也就堂而皇之進校了;甚至還有少數,根本不具備名校錄取的條件,甚至連英語都不過關,他們動用了欺騙校方的手段。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訴《明鏡》記者,數年前有一位中國前主要領導人的外孫女在申請讀美國研究生時,其情夫張羅著請槍手代考托福和GRE。不過,這位知情人不能肯定後來她交到大學的成績單是不是別人代考的。
美國大學如此對中國權貴後代降格迎迓,令一些知悉內情的人士頗爲不屑,認爲有失全球頂尖精神殿堂的尊嚴和身份。但就和各大投行熱衷招聘這些“太子們”的道理一樣,這些名校自然也不願失去太子們人背後龐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明鏡月刊》36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的孫女在耶魯大學就讀。這位孫女取了英文名字Christie,其父親吳少華,是光大集團執行董事、副總經理、黨委委員、光大金控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此前他是光大銀行黨委副書記、常務副行長,分管基金託管部、資產保全部。出生於1964年的吳少華,曾任職於武漢市建設銀行、武漢市審計局、江西省審計廳,有中國註冊會計師、律師執照。
知情人介紹,吳官正還有一個孫子Kevin Wu,早前在英國伊頓中學念書,後來也來到耶魯念書。經查耶魯學生名錄,Kevin Wu的中文名字的譯音是Wu Yujiang。
無獨有偶,分數不高卻被名校錄取的,還有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Jasmine Li),她在斯坦福大學就讀。
李紫丹是賈慶林的女兒賈薔和李伯潭的女兒。消息人士稱賈薔是律師,但本刊未能核實她的律師身份;李伯潭則是中國有一定名氣的企業家,有多個頭銜,例如中瑞酒店管理學院董事長。
李紫丹先在法國報考多所美國名校,後接到斯坦福大學和常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學等錄取通知。2009年法新社等海外媒體曾經報導,賈慶林這位17歲的外孫女也應邀出席一年一度的歐洲社交盛會——在巴黎Crillon Hotel舉行的名媛成年舞會,一同出席的有已故黛安娜王妃的18歲姪女、名導演克林伊斯伍德的16歲女兒、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孫女等24名佳麗。

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進入斯坦福大學就讀。圖為她參加巴黎名媛成年舞會。
這個名媛成年舞會,還曾邀請中共元老萬里的孫女、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正部級)萬季飛的女兒萬寶寶、以前陳雲的孫女陳曉丹。
中國政壇第五代的幾位領軍人物的子女也不落人後,紛紛進入美國名校深造。
習近平與彭麗媛的獨生女兒習明澤在哈佛大學就讀,平時非常低調,薄熙來事件後,她曾出席校內舉辦的座談會而引人注目,但她在座談會上坐在最後一排,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
李克強的女兒也在美國名校讀書。
政治局委員、前中組部長李源潮的兒子李海進是耶魯的MBA。李海進與其父是復旦校友,畢業於復旦會計系。劉方遠所著的《李源潮傳》(明鏡出版社)曾介紹:“李海進於2007年從復旦畢業後,一度想留學美國,後來還是留在上海,任職於一家外資銀行。”他畢業後在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的醫藥保健公司諾華公司(Novartis)駐美國分公司擔任銷售員,這家公司業務遍及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9萬全職員工。
有玩笑説,如果這些歐美名校同時要開家長會,要求父母都要參加的話,中國估計一下子沒有領導了,政治局開會恐怕都湊不夠法定人數!
至於,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更是眾人皆知,在歐美名校“花天酒地”。
一位叫楊家樂的女生,2011年跨進了美國頂尖學府三甲之一的耶魯大學,而且,她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瞭解美國大學的人都知道,美國的莘莘學子能考進耶魯,難;拿到耶魯獎學金,更難;她作爲一個外國人,拿獎學金讀耶魯,難上加難,但這個女生就有了這樣的幸運。
不僅如此,知情人披露,她的中學也是在美國上的,上的是昂貴的私立學校——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女兒切爾西選擇的、當今白宮主人奧巴馬為女兒薩莎和瑪利亞選擇的中學:希德威爾友誼學校(Sidwell Friiends School)。這樣的私校,一年的學雜費、食宿費與耶魯大學相差無幾,而她,也是得到了全獎!加起來,她從中學到大學,得到的獎學金早已是6位數了。
楊家樂有何出色成績,有何過人特長?人們並不知道,但是人們知道,她有一個好爸爸:楊潔篪。
身為中國外交界重臣,女兒在美國一路受到厚待,自然會招人議論紛紛:是楊潔篪先利用職權給了美國人什麽好處,於是,美國人在楊家樂身上“投桃報李”?還是美國人先百般優待楊家樂,指望楊潔篪利用職權“投桃報李”?更關鍵的是,這後面如果有利益交換,楊潔篪是否用中國的國家利益送了人情?
據外交部知情人透露,楊潔篪本人其實對此還是頗爲苦惱的,他也擔心物議喧騰,難以收拾。但事已至此,他也別無良策。
美國的大學,都要求申請者提交SAT(或類似考試)的成績單。SAT的中文譯名為“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約略相當於中國的高考,分成3科:作文、閱讀、數學,每科滿分均爲800,總共滿分為2400分,哈佛、耶魯一般錄取學生的分數線都在2200分左右,而消息人士對《明鏡月刊》披露,有些中共高官孫輩遠在這一錄取水平之下,僅1800分、1900分,只略高於美國的SAT平均成績,居然也進了名校,讓人稱奇。
知情人介紹,美國大學總體上來說,在公平、公開方面比中國好得多,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學生是憑學識、特長跨進名校大門的,但是,也有一定的灰色地帶——對校友後裔﹑對捐款大戶,或者對具有政商學界廣泛人脈背景者,也會加以照顧;何況大學的某些錄取條件,例如創造性、領導才能,本來就有很強的主觀因素,難以量化,更可以讓校方相關人士找到空隙,合法地向一些特定的申請者以“傾斜”。
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官孫子孫女,有少數確實學業出類拔萃,被名校青睞是實至名歸;多數人家庭條件雖然優越,本人卻學業平平,要進名校,就得靠各種關係、條件了。好在他們的父輩手握重權,從一些受到照顧、感恩圖報的企業、機構獲得一筆款項,捐給學校的某個項目,易如反掌,其子女也就堂而皇之進校了;甚至還有少數,根本不具備名校錄取的條件,甚至連英語都不過關,他們動用了欺騙校方的手段。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訴《明鏡》記者,數年前有一位中國前主要領導人的外孫女在申請讀美國研究生時,其情夫張羅著請槍手代考托福和GRE。不過,這位知情人不能肯定後來她交到大學的成績單是不是別人代考的。
美國大學如此對中國權貴後代降格迎迓,令一些知悉內情的人士頗爲不屑,認爲有失全球頂尖精神殿堂的尊嚴和身份。但就和各大投行熱衷招聘這些“太子們”的道理一樣,這些名校自然也不願失去太子們人背後龐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明鏡月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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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辦法給黨外官員套上一些籠頭
《新史記》相江宇、楊韻
黨外部長,備受矚目
2007年4月27日,國務院科技部長徐冠華因年齡到站,交卸職務;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決定任命萬鋼為部長。萬鋼就成為自1972年傅作義辭去國家水電部部長職務後,共和國35年來首位非中共黨員的閣員。
自從再次出現非中共人士擔任部長以來,國務院機構中的黨外官員一直備受關注。現在,黨外人士共有兩人擔任國務院的部長,除了萬鋼,另一位是無黨派人士陳竺,2007年6月起任衛生部部長。
2005 年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稱體現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在認真總結歷史經 驗的基礎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原則、內容、方式和程序等作了科學規範,是指導新世紀、新階段我國多黨合作事業的綱領性文件。
《意見》指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和政府領導職務,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縣以上地方政府要選配民主黨派成員或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這是萬鋼、陳竺得以委任的依據。
中 共非常需要有一些非黨專家出任政府高職,中共也有辦法給這些專家套上一些籠頭。給他們在所謂“民主黨派”中安排職務,以及給一個政協的席位,就都是辦法。 2007年12月21日,在中國致公黨第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萬鋼當選為致公黨中央主席;次年3月,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他又當選全國政協副主 席,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
繼《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等文件出台後,中央統戰部2010年又第一次針對黨外人士的教育培訓工作頒佈了《2010—2020年黨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訓改革和發展綱要》。
在 2011年全國兩會上,萬鋼、陳竺都是媒體和網民關注的焦點。萬鋼除了向公眾介紹“十二五”規劃出爐的台前幕後訊息,還現場派發參觀券,邀請人大代表們參 觀“十一五國家重大科技成就展”,並底氣十足地介紹說,中國的計算機、高速列車、電動汽車、生物製藥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
致公黨面向海外搞統戰
致 公黨是中共現在允許合法存在的八個“民主黨派”之一,1925年在美國舊金山成立,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 會、三點會、三合會)組建的海外組織,旨在維護華僑的權益,關注民族獨立和祖國富強。而現在的中國致公黨,在中共現行政治體制內,被安排分工是主要團結、 吸引歸僑、僑眷,現有成員約2萬人。
萬鋼成了“美洲洪門致公堂”發展而來的致公黨黨魁。
在2010年12月2日召開的致公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萬鋼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的身份表示,在中國“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致公黨將重點做好海外五類人群的聯絡工作,向海外介紹中國,幫助國外公眾理解真實的中國,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萬 鋼表示,致公黨將積極為國家公共外交建設服務,努力發揮對外宣傳、和平使者、聯誼交流和調查研究等作用,將重點做好華裔新生代、新興主要僑社領軍人物、傳 統僑團新一代接班人、海外僑胞中的精英人士、往來於國內和海外之間的創業留學人員和投資者等五類人群的聯絡和服務工作,開展對外交流活動。
兩岸關係方面,萬鋼指出,致公黨將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不斷擴大與島內相關社會組織和各界人士的聯繫,促進兩岸科技、文化和民間交流合作,繼續辦好兩岸科技論壇。同時,密切同港澳重要政團、社團和各界人士的聯繫,努力拓寬與港澳各界人士的溝通渠道。
萬鋼介紹,過去一年,致公黨先後赴菲律賓、英國、意大利、奧地利、美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訪問或出席會議,並積極促進兩岸科技文化交流,派中華武術交流團到台北、台中、嘉義、花蓮四地巡迴演出,在島內產生較大反響。
萬鋼表示,出訪過程中,致公黨進一步團結了海外愛國洪門團體,通過洪門中青年人士培訓班,引導海外洪門新生代進一步加強團結與合作,增進與祖(籍)國的感情。(《新史記》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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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6日《明镜郵報》
- 台灣似扮演地區和平使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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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郵報》
2013年2月16日星期六
台灣似扮演地區和平使者的角色
《外參》記者柯宇倩/一張護照上的小地圖,引發了一場大爭議。中國新版護照將南中國海、台灣等地納入版圖,導致多國嚴正抗議,但東盟國家有各自的盤算,面對軍事、經濟力量強大的中國,東盟連對外一致口徑都做不到。
東盟10國集團在中國對南海海洋領土要求的分歧日益增大,以致於想達成統一目標難上加難。2012年8月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已明顯揭示東盟的分歧,東盟有史以來第一次未能發表聯合公報,有分析指中國對柬埔寨施壓,阻止將南海問題列入會議議程,媒體將這次的會議形容為“慘敗”。
之後,柬埔寨駐菲律賓大使瑟利通(Hos Sereythonh)疑因指責菲律賓和越南在東盟外長會議上為了讓南海問題進入議程,玩弄“肮髒的政治手腕”,觸怒菲律宾外交部,因而提前結束任期返回柬埔寨。一般認為柬埔寨在政治上與中國關係密切。
11月的東盟會議上,當柬埔寨首相洪森說,東盟一致同意不讓南海問題國際化時,律賓總統阿奎諾突然表示反對。路透社報導,柬埔寨與菲律賓之間的矛盾,再次使東盟面臨分裂的危險。
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系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中國在新護照上的作法雖然一開始沒有實質意義,但可以在稍後挑戰實質主權問題上發揮作用,而且這樣做也等同告訴其他國家:“你們的經濟與我們關係密切、軍事力量又比我們弱,需要再想想自己有什麼樣的籌碼。”金德芳表示,中國佔了上風,會試圖利用這種優勢。其他國家基本上只能提出抗議。
BBC也引述《環球時報》的雙語社評指出:“從現實來說,東盟國家‘聯合’同中國作對完全不可能,中國早已是東盟最大貿易伙伴……警惕‘中國威脅’雖然容易引起共鳴,但它同與中國合作的迫切性相比,後者意味的國家利益更實際,不可取代。”
台灣也有過類似作法
台灣的日月潭、清水斷崖也出現在中國新版護照內,民進黨團立刻召開記者會,強調台灣不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分,民進黨也批評馬英九政府對面中國大陸時“軟到不能再軟”,不過前行政院院長謝長廷指出,在兩岸問題上,應該追求兩岸的民主和平,人民要團結並理性研究對台灣最有利的方法。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福特(Christopher A. Ford)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中國的舉動,似乎促使台灣也“不落人後”地宣示自己的主權,但台北似乎只能象徵性地發出聲明而已,幸好台北也沒有進一步做出其他衝突性的舉動。
“台灣鼓勵採用外交手段降低緊張關係,似乎扮演了一個地區和平使者的角色,畢竟,台灣瞭解這種方法能發揮什麼作用,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性的主權地,它學習到如何將這個問題暫時放到一旁,先建立起互惠的合作關係。”福特說,台北或許能將這種“求同存異”的策略帶到東海議題上。
不同於其他國家由外交部提出抗議,台灣是由行政院陸委會出面,並且把焦點放在護照內頁所印的風景圖片,而非南海主權上;目前西沙群島由大陸控制,南沙群島則分屬台灣、大陸、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控制。
11月22日陸委會對此事僅簡單回應,表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大陸當局應務實面對中華民國客觀存在的事實,事隔一日,台灣政府的態度轉為強硬。
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11月23日表示,馬英九已給予陸委會指示,發出嚴正聲明,希望中國大陸勿片面破壞兩岸得來不易的穩定現狀。陸委會也指出,北京昧於事實、挑起爭議,傷害兩岸互信基礎,中華民國政府絕不接受;大陸當局應正視兩岸隔海分治的事實,並且要有自我節制的智慧。
金德芳對《外參》表示,民調顯示,馬英九在台灣已非常不受歡迎,因此不能再對中國有任何看似唯命是從的表現,但實際上,對於新版護照,除了口頭抗議外,馬政府也無法做任何事。
德國之聲認為,中國大陸護照納入台灣的風景點,固然引起台灣某些人批評,但是爭議並不大,畢竟兩岸有個“九二共識”,雙方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系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
赵越胜:宾雁的人格与追求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作者 安德烈
已故著名记者刘宾雁在美逝世七年,这几天网上突然风传他终得以在北京安葬的消息。也许和2月17日这个日子有关吧,这是刘宾雁88岁诞辰的日子。57年被打成右派,70年代末复出后再以悲悯的情怀犀利的笔触报告众生揭露黑暗,直至流亡美国。刘宾雁,生前未能如愿还乡,身后骨灰在亲人的护送下得以回到老家。这个在中国响亮了半个世纪的名字,至今依然是那样的敏感、灼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墓碑是块无字碑。旅法人文学者赵越胜是刘宾雁的知己,他说墓碑上有字无字不紧要,“碑在这,人在这”。他以为刘宾雁不仅写下了为自己一生招来灾难的精彩文字,刘宾雁的人格,深沉的思考更值得今天的人们缅怀。
法广:最近网上风传刘宾雁先生的遗骨终于得以被安葬在北京的一座墓园里,这个消息准确吗?听说他的墓地上立着一块无字碑?
赵越胜: 这个事情是有一点蹊跷。突然这两天网上就出来说,宾雁在天山墓园安葬。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件真事情,就是时间搞错了。因为宾雁先生是2010年12月22日冬至那天下葬的。为什么要选择冬至这一天呢?因为冬至是一年中冬天最长的一天,也是从冬至开始就日长夜短了,是一个转折。他的亲人们心里面恐怕有一点像雪莱诗里面所说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想这正好符合宾雁的一贯的乐观的情绪吧,所以他们选中了冬至这一天下葬。
宾雁是2005年12月5日在美国过世的。实际上,2006年朱洪女士回国的时候已经把宾雁的骨灰随身带回了大陆。一直存在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他的老宅里头。我06年回国的时候,去老宅拜谒过宾雁先生的骨灰。这期间和当局有过一些谈判,他们想下葬。但是,一开始是完全不能谈的。因为宾雁先生在大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嘛。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思想自由,反对中共当局某些做法的这么一面旗帜。后来,可以谈了。宾雁先生生前希望能够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么一句话:这里埋葬着这么一个人,他说了他该说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但是,当局认为这句话太敏感,一直不批准。最后实际上家属做了让步。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无字碑。
下葬那天去了很多人,第二天宾雁先生的女儿小雁把安葬的全部材料给我传过来,我看到来了很多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很多年轻的新秀,还有些非常年轻的大学生。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可见宾雁先生是常在人心中吧。确实,他在天山墓园最后就是一块无字碑,但是有字无字问题不大。碑在这,人在这,历史会有结论的。所以最近一下子传出这个消息,恐怕是有的网友看到宾雁先生的88岁诞辰快到了,就发一个消息,引起一下注意吧。倒不一定是恶意。
法广:2月17号是刘宾雁先生诞辰88周年,您和刘宾雁有过一段长达三十年的君子之交。你们因偶然的机会成了同事,最后成为人生的朋友、思想的知己。在北京,在海外,在你89年年底来到巴黎后,你们有过许多次的深谈。刘宾雁先生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最难忘的是什么 ?
赵越胜:我和宾雁其实年纪差得很大,他应该是我的老师。但是很巧,我们两人都是78年进的哲学所。他当时因为会多种语言,他就在『哲学译丛』,他翻译俄文、英文、包括日文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在所里认识了,后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这个人有一种人格力量,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宾雁的人格给人最印象深刻的,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叫敦厚方正,用老百姓爱说的话来说,就是这人老实。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人。第二点就是他特别有同情心,极有人性。特别有这种悲悯心。这个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会带来很大的优势,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他特别容易被当事人的遭遇所感动。因为我亲眼看见过他,一次在他家里,看到陕西的县里面的一些村长们吊打社员,他看到这些材料后,一面给我讲,眼泪就下来了。后来他就去采访,采访的稿子写得极其激烈,结果就是发表不出来。有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的激情会影响你的客观性。
法广:2006年8月,你写过一篇纪念刘宾雁的长文“忆宾雁”,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你的著作『燃灯者』里,可惜,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没有被收在里面。刘宾雁的文字,还有朋友们纪念他的文字,到现在还不能在中国出版?
赵越胜:文字印刷恐怕有困难。本来这本书是香港牛津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出版的,后来『财新』的徐晓认为最好能在大陆出一个简体版,当然宾雁的这篇东西就无法收入,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最近有的时候,查一些网站,像百度呀,宾雁的那些资料还能跳出来,就是说,还是能查到一些资料的。只是正式出版物是不行的,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法广:刘宾雁57年因写敢于揭露现实的报告文学被打成右派,一生磨难,1979年,又以一篇“人妖之间”让人们振聋发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但也越来越让当局不满。你在文章中说,别人当记者不过是个职业,他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去这样做?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怎么看刘宾雁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在历史上的地位?
赵越胜:他在新闻史的地位特别特殊,这个特殊第一是因为中国的新闻制度造成的。因为在中国完全是官方控制新闻、新闻检查的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写真话,报道些当局所不容许的题目,这本身就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有这种心里准备,就是他老有这么一种殉道者的感觉,反正我是要这么做的,做不做成那我也管不了。他得罪人就得罪多了。特别是他一深入调查,他就发现有些大问题,追一追,就发现是官府里的问题。一到官府里,就和省委的宣传部,省委就有了关系。比如写“人妖之间”,他收到了黑龙江多少人的恐吓信,简直是没有办法。他的那个新闻,和我们在西方,你们在法国这种新闻是不同概念的新闻。因此说他赴汤蹈火的感觉是由他这个特殊的环境决定的。但是宾雁有一条,你说他和人类新闻史上一个核心概念嫁接的地方在哪呢?就是永远他都认为,新闻就是真实。当然对真实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都会问,什么样的东西叫真实?在他看来,就是把你所看到的东西实实在在地写出来,如果该写的不写,那就没有尽到责任。碰到这种情况,我那时候说他,你是寝食难安。话没说出来,东西写完报道不了。追求真实这一点,这不是做新闻的第一要素吗?但是中国情况特殊,可是宾雁他在中国最早就举着这面旗帜一直在往下走。我觉得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新闻同仁,你比如说像『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卢跃刚啦,像现在『财新』的胡舒立和南方报系的同仁们,他们这些人,都在默默地受着他的影响,在扎扎实实地做着。中国的新闻现在真是比宾雁在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法广:刘宾雁对中共的本性,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看得很透,揭露得也很深刻,但是,他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因此有人用所谓“第二种忠诚”来概括他的某种理念。您同意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他的基本的思想来源和追求,他的思想走向是什么样的?
赵越胜:这是国内对宾雁这个人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是完全不同意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关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里,那马克思主义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当然宾雁完全不是的。宾雁确实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当大,但是他受的是什么影响呢?从我跟他这些年接触,我们经常也交流一些读书心得,互相也推荐书,他实际上特别关心的是马克思以后,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和恩格斯晚年和第二国际之间的思想渊源。他对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这套东西极熟。他几次对我说,考茨基『论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你要仔细读。他说后来的所有问题,就是坏在列宁的所谓十月革命以后搞出的这样一种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里面要出现的毛病,要带来的灾难,考茨基已经都讲了。所以最准确地说,宾雁的思想应该是最接近社会民主党这一路的。如果说他受马克思的影响最大的,也是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手稿中的那些对人道主义,对个人自由,所谓个人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前提,人道主义的实现就是异化的消除等等这一套概念他是极其欣赏。
他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异化概念的。有一次王若水跟我说,他写有关异化的文章前几年宾雁就跟他说过,异化这个词你要好好地研究。他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在这。宾雁的理论修养非常深厚,这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他是特别爱读书的人,他当时在哲学所编了一本『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这本书现在可能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把南斯拉夫实践派,南斯拉夫的新马整个那一套的东西彻底捋了一个清楚。选择了最重要的文章,出了一本很好的集子。这个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大的工作。其中里面谈关于异化问题的文章就有三四篇,而且里面有很尖锐的批判列宁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他思想中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相对来说倒是比较弱。你比如说他有一次在哈佛讲课,哈佛的学生给他提出两种新闻观的问题,他还问人家:那么穷人的新闻和富人的新闻没有区别吗?他还会有这种概念,他是受马克思的影响,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法广:刘宾雁曾经说过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不能缺少,要警惕人心中的小毛泽东。这句话对当下的中国适用吗?
赵越胜:这个提得非常重要,我觉得宾雁他是很早提出的。当时在海外也有不少搞民主的人,大家都热热闹闹的。但是说个实话,这些人跟国内的那些也差不了太多。为什么呢?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宾雁看得出来。就是你要想真正推动一个新的制度,你自己内心里是不是对一个新制度的框架,和你自己的道德行为能不能为这样一种新制度服务。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反思,他是最早反思这个问题的。所以他提出小毛泽东。小毛泽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包括在海外好多搞民运的人,互相之间那种不宽容,尔虞我诈,不尊重别人的意见,不容异端,占山为王。这一套毛病,在他看来,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所以他提出来,首先先问问自己,这个事特别重要。
法广:就是在今天好像很难听到人们从道德的角度去讲,去要求,尤其在今天的中国,一般很少讲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
赵越胜:我也是出国时间很长了,国内这方面这些年是不是有所反省呢?实际上,后来像阿伦特他们这些人,包括像葛兰西,就算是马克思这一派的也有很多人,对个人的内在道德对革命性质的影响实际上都做过很深入的思考。宾雁他提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先行者。
法广:许多人说刘宾雁是民族的良心,你同意这样说吗?
赵越胜: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良心这个东西从来没有民族的,良心从来都是个体的。当然我是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讲。 因为每个人他在行事的时候,他是不是循善好而行。这个亚里士多德在他早期的著作里都有非常非常充分的论述。包括到了休谟这些哲学家们,关于每个人的道德良心和他所负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多很深入的体会和研究,但他们从来不会说这一个良心的反省是一个民族的。因为,中国人如果都能从个人承担起道德责任来的话,才会有新气象。否则我们永远是说,他做得非常好,那我们自己在干什么呢?我们就躲在后头。尽管他作为一个象征可以这么说。
法广:就是说这样说的时候,有可能把你个人要做的努力,你个人应有的修养和承担都掩盖了起来?
赵越胜:对。就好像你有所推脱啦。好像有人在前面打着大旗呢,他是个良心,可能 我们自己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是可以的。
法广:你在“忆宾雁”这篇长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宾雁对你们这一代寄予厚望,以为你们这一代人能看到自由的曙光,但你说让他失望了。读这段话让人震颤,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赵越胜:实际上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现实的感受。当然,宾雁活着的时候,他也不会看到一个专制制度它的那种吸纳力。就是它在金钱、行政、包括各种各样的科研题目的设置等等各方面它有非常强大的吸纳力。就是把那种自由思想的、那种独立的、原来游离在社会之外的东西,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能统统吸进来。这个力量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在海外看到,我们在国内的很多朋友,从前都是非常熟悉的朋友,经常交流思想的。但是你发现他们挡都挡不住的,就进去这么做了。有的人对毛的那种歌颂,有时候让我替他们不好意思,但是,这个力量就是这么强大。所以我当时就想,那宾雁一定是会失望的。他认为,对毛、对中共这几十年的反省,在他看来应该已经完成了。其实不仅没有完成,现在反而是反过来了。你就看重庆吧,你说薄的这种模式,稍微有点常识、有点知识的人,那都不用想呀。一闻就知道,那就是一个劣等的毛泽东嘛,可是怎么那么多人扑过去呀。简直如过江之鲫,真是拦都拦不住。完了,没事了。我倒有时心想给我那几个朋友写写信,这事完了,你们给老百姓说声对不起吧,兄弟我这次做错了,父老乡亲们咱们对不住了,下次我注意一点。可是没事,一抹脸什么事都没有。实际上在忽悠,对一个民族的知识份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特别掉以轻心,不负责任。这一点,我感到,宾雁要是活到现在,他肯定非常吃惊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可能还会强大个三五十年。
法广:您觉得宾雁晚年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赵越胜:晚年?他其实思考最多的还是一个中国能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走向一种社会,说是民主宪政的道路,他从来不提这个字的。他想到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他老说,我们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是没有人的,没有个人的。包括人的那些基本情感,爱情、友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被掩没在党性的冰水里面。他老是觉得人性如果焕发出来,这个社会就会好。就是恢复人的地位,建设一个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结构。
法广:刘宾雁逝世已经七年了,生前,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死后,墓地上只有一块无字碑。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现在也上台了。世事似乎有所变化,作为刘宾雁的朋友,您对中国的前途仍然感到悲观吗?
赵越胜:中国的经济短时间内我觉得发展是挺好的,挺热闹的。问题是这个发展是为所有人的发展,还是只为一小撮人发展?发展是好事,就看对象是谁了。中国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有人认为是优点,就是一党制,有人认为所有的灾祸也是这个一党制。从长远来看,那一定是灾祸啦,我是这个看法。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中共拿到政权六十多年了。满清也两百七八十年哪。中国历史上千八百年的事都不当回事。所以这个过程很难说。你要让我看,有生之年有什么变化,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希望当局能够予民休息,给老百姓多点好处。底层民众能够比现在过得好点,别欺人太甚。给人活命保太平,这个我想问题应该不大的。但想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宪政的、人的尊严至上的这种国家,基本上我完全不抱希望。
法广:感觉是挺灰暗的?
赵越胜:今天是刘宾雁88诞辰,我们在这里纪念他。这个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来会留下他的。他的那种人格力量和他的那种追求,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里面缺少的东西。缺的就是他要的东西,所以他的东西我们常念叨念叨。这次我回国,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他们就来了,他们就要拍一个宾雁的记录片,完全是自己背着机器就来,到墓地。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哦,中国有好人,有好人。
法广:刘宾雁的精神还是留下来了?
赵越胜:要留下来。其实你看像卢跃刚他们,像胡舒立他们,实际上是在默默地做着。而且很有进步,甚至我觉得做得比宾雁还好。因为他们对新闻的本质的理解更深入。而国内开放的这个余地也更大,应该说是很有成就的。

赵越胜: 这个事情是有一点蹊跷。突然这两天网上就出来说,宾雁在天山墓园安葬。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件真事情,就是时间搞错了。因为宾雁先生是2010年12月22日冬至那天下葬的。为什么要选择冬至这一天呢?因为冬至是一年中冬天最长的一天,也是从冬至开始就日长夜短了,是一个转折。他的亲人们心里面恐怕有一点像雪莱诗里面所说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想这正好符合宾雁的一贯的乐观的情绪吧,所以他们选中了冬至这一天下葬。
宾雁是2005年12月5日在美国过世的。实际上,2006年朱洪女士回国的时候已经把宾雁的骨灰随身带回了大陆。一直存在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他的老宅里头。我06年回国的时候,去老宅拜谒过宾雁先生的骨灰。这期间和当局有过一些谈判,他们想下葬。但是,一开始是完全不能谈的。因为宾雁先生在大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嘛。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思想自由,反对中共当局某些做法的这么一面旗帜。后来,可以谈了。宾雁先生生前希望能够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么一句话:这里埋葬着这么一个人,他说了他该说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但是,当局认为这句话太敏感,一直不批准。最后实际上家属做了让步。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无字碑。
下葬那天去了很多人,第二天宾雁先生的女儿小雁把安葬的全部材料给我传过来,我看到来了很多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很多年轻的新秀,还有些非常年轻的大学生。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可见宾雁先生是常在人心中吧。确实,他在天山墓园最后就是一块无字碑,但是有字无字问题不大。碑在这,人在这,历史会有结论的。所以最近一下子传出这个消息,恐怕是有的网友看到宾雁先生的88岁诞辰快到了,就发一个消息,引起一下注意吧。倒不一定是恶意。
法广:2月17号是刘宾雁先生诞辰88周年,您和刘宾雁有过一段长达三十年的君子之交。你们因偶然的机会成了同事,最后成为人生的朋友、思想的知己。在北京,在海外,在你89年年底来到巴黎后,你们有过许多次的深谈。刘宾雁先生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最难忘的是什么 ?
赵越胜:我和宾雁其实年纪差得很大,他应该是我的老师。但是很巧,我们两人都是78年进的哲学所。他当时因为会多种语言,他就在『哲学译丛』,他翻译俄文、英文、包括日文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在所里认识了,后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这个人有一种人格力量,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宾雁的人格给人最印象深刻的,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叫敦厚方正,用老百姓爱说的话来说,就是这人老实。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人。第二点就是他特别有同情心,极有人性。特别有这种悲悯心。这个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会带来很大的优势,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他特别容易被当事人的遭遇所感动。因为我亲眼看见过他,一次在他家里,看到陕西的县里面的一些村长们吊打社员,他看到这些材料后,一面给我讲,眼泪就下来了。后来他就去采访,采访的稿子写得极其激烈,结果就是发表不出来。有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的激情会影响你的客观性。
法广:2006年8月,你写过一篇纪念刘宾雁的长文“忆宾雁”,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你的著作『燃灯者』里,可惜,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没有被收在里面。刘宾雁的文字,还有朋友们纪念他的文字,到现在还不能在中国出版?
赵越胜:文字印刷恐怕有困难。本来这本书是香港牛津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出版的,后来『财新』的徐晓认为最好能在大陆出一个简体版,当然宾雁的这篇东西就无法收入,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最近有的时候,查一些网站,像百度呀,宾雁的那些资料还能跳出来,就是说,还是能查到一些资料的。只是正式出版物是不行的,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法广:刘宾雁57年因写敢于揭露现实的报告文学被打成右派,一生磨难,1979年,又以一篇“人妖之间”让人们振聋发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但也越来越让当局不满。你在文章中说,别人当记者不过是个职业,他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去这样做?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怎么看刘宾雁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在历史上的地位?
赵越胜:他在新闻史的地位特别特殊,这个特殊第一是因为中国的新闻制度造成的。因为在中国完全是官方控制新闻、新闻检查的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写真话,报道些当局所不容许的题目,这本身就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有这种心里准备,就是他老有这么一种殉道者的感觉,反正我是要这么做的,做不做成那我也管不了。他得罪人就得罪多了。特别是他一深入调查,他就发现有些大问题,追一追,就发现是官府里的问题。一到官府里,就和省委的宣传部,省委就有了关系。比如写“人妖之间”,他收到了黑龙江多少人的恐吓信,简直是没有办法。他的那个新闻,和我们在西方,你们在法国这种新闻是不同概念的新闻。因此说他赴汤蹈火的感觉是由他这个特殊的环境决定的。但是宾雁有一条,你说他和人类新闻史上一个核心概念嫁接的地方在哪呢?就是永远他都认为,新闻就是真实。当然对真实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都会问,什么样的东西叫真实?在他看来,就是把你所看到的东西实实在在地写出来,如果该写的不写,那就没有尽到责任。碰到这种情况,我那时候说他,你是寝食难安。话没说出来,东西写完报道不了。追求真实这一点,这不是做新闻的第一要素吗?但是中国情况特殊,可是宾雁他在中国最早就举着这面旗帜一直在往下走。我觉得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新闻同仁,你比如说像『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卢跃刚啦,像现在『财新』的胡舒立和南方报系的同仁们,他们这些人,都在默默地受着他的影响,在扎扎实实地做着。中国的新闻现在真是比宾雁在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法广:刘宾雁对中共的本性,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看得很透,揭露得也很深刻,但是,他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因此有人用所谓“第二种忠诚”来概括他的某种理念。您同意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他的基本的思想来源和追求,他的思想走向是什么样的?
赵越胜:这是国内对宾雁这个人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是完全不同意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关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里,那马克思主义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当然宾雁完全不是的。宾雁确实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当大,但是他受的是什么影响呢?从我跟他这些年接触,我们经常也交流一些读书心得,互相也推荐书,他实际上特别关心的是马克思以后,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和恩格斯晚年和第二国际之间的思想渊源。他对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这套东西极熟。他几次对我说,考茨基『论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你要仔细读。他说后来的所有问题,就是坏在列宁的所谓十月革命以后搞出的这样一种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里面要出现的毛病,要带来的灾难,考茨基已经都讲了。所以最准确地说,宾雁的思想应该是最接近社会民主党这一路的。如果说他受马克思的影响最大的,也是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手稿中的那些对人道主义,对个人自由,所谓个人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前提,人道主义的实现就是异化的消除等等这一套概念他是极其欣赏。
他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异化概念的。有一次王若水跟我说,他写有关异化的文章前几年宾雁就跟他说过,异化这个词你要好好地研究。他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在这。宾雁的理论修养非常深厚,这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他是特别爱读书的人,他当时在哲学所编了一本『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这本书现在可能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把南斯拉夫实践派,南斯拉夫的新马整个那一套的东西彻底捋了一个清楚。选择了最重要的文章,出了一本很好的集子。这个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大的工作。其中里面谈关于异化问题的文章就有三四篇,而且里面有很尖锐的批判列宁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他思想中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相对来说倒是比较弱。你比如说他有一次在哈佛讲课,哈佛的学生给他提出两种新闻观的问题,他还问人家:那么穷人的新闻和富人的新闻没有区别吗?他还会有这种概念,他是受马克思的影响,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法广:刘宾雁曾经说过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不能缺少,要警惕人心中的小毛泽东。这句话对当下的中国适用吗?
赵越胜:这个提得非常重要,我觉得宾雁他是很早提出的。当时在海外也有不少搞民主的人,大家都热热闹闹的。但是说个实话,这些人跟国内的那些也差不了太多。为什么呢?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宾雁看得出来。就是你要想真正推动一个新的制度,你自己内心里是不是对一个新制度的框架,和你自己的道德行为能不能为这样一种新制度服务。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反思,他是最早反思这个问题的。所以他提出小毛泽东。小毛泽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包括在海外好多搞民运的人,互相之间那种不宽容,尔虞我诈,不尊重别人的意见,不容异端,占山为王。这一套毛病,在他看来,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所以他提出来,首先先问问自己,这个事特别重要。
法广:就是在今天好像很难听到人们从道德的角度去讲,去要求,尤其在今天的中国,一般很少讲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
赵越胜:我也是出国时间很长了,国内这方面这些年是不是有所反省呢?实际上,后来像阿伦特他们这些人,包括像葛兰西,就算是马克思这一派的也有很多人,对个人的内在道德对革命性质的影响实际上都做过很深入的思考。宾雁他提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先行者。
法广:许多人说刘宾雁是民族的良心,你同意这样说吗?
赵越胜: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良心这个东西从来没有民族的,良心从来都是个体的。当然我是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讲。 因为每个人他在行事的时候,他是不是循善好而行。这个亚里士多德在他早期的著作里都有非常非常充分的论述。包括到了休谟这些哲学家们,关于每个人的道德良心和他所负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多很深入的体会和研究,但他们从来不会说这一个良心的反省是一个民族的。因为,中国人如果都能从个人承担起道德责任来的话,才会有新气象。否则我们永远是说,他做得非常好,那我们自己在干什么呢?我们就躲在后头。尽管他作为一个象征可以这么说。
法广:就是说这样说的时候,有可能把你个人要做的努力,你个人应有的修养和承担都掩盖了起来?
赵越胜:对。就好像你有所推脱啦。好像有人在前面打着大旗呢,他是个良心,可能 我们自己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是可以的。
法广:你在“忆宾雁”这篇长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宾雁对你们这一代寄予厚望,以为你们这一代人能看到自由的曙光,但你说让他失望了。读这段话让人震颤,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赵越胜:实际上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现实的感受。当然,宾雁活着的时候,他也不会看到一个专制制度它的那种吸纳力。就是它在金钱、行政、包括各种各样的科研题目的设置等等各方面它有非常强大的吸纳力。就是把那种自由思想的、那种独立的、原来游离在社会之外的东西,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能统统吸进来。这个力量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在海外看到,我们在国内的很多朋友,从前都是非常熟悉的朋友,经常交流思想的。但是你发现他们挡都挡不住的,就进去这么做了。有的人对毛的那种歌颂,有时候让我替他们不好意思,但是,这个力量就是这么强大。所以我当时就想,那宾雁一定是会失望的。他认为,对毛、对中共这几十年的反省,在他看来应该已经完成了。其实不仅没有完成,现在反而是反过来了。你就看重庆吧,你说薄的这种模式,稍微有点常识、有点知识的人,那都不用想呀。一闻就知道,那就是一个劣等的毛泽东嘛,可是怎么那么多人扑过去呀。简直如过江之鲫,真是拦都拦不住。完了,没事了。我倒有时心想给我那几个朋友写写信,这事完了,你们给老百姓说声对不起吧,兄弟我这次做错了,父老乡亲们咱们对不住了,下次我注意一点。可是没事,一抹脸什么事都没有。实际上在忽悠,对一个民族的知识份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特别掉以轻心,不负责任。这一点,我感到,宾雁要是活到现在,他肯定非常吃惊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可能还会强大个三五十年。
法广:您觉得宾雁晚年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赵越胜:晚年?他其实思考最多的还是一个中国能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走向一种社会,说是民主宪政的道路,他从来不提这个字的。他想到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他老说,我们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是没有人的,没有个人的。包括人的那些基本情感,爱情、友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被掩没在党性的冰水里面。他老是觉得人性如果焕发出来,这个社会就会好。就是恢复人的地位,建设一个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结构。
法广:刘宾雁逝世已经七年了,生前,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死后,墓地上只有一块无字碑。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现在也上台了。世事似乎有所变化,作为刘宾雁的朋友,您对中国的前途仍然感到悲观吗?
赵越胜:中国的经济短时间内我觉得发展是挺好的,挺热闹的。问题是这个发展是为所有人的发展,还是只为一小撮人发展?发展是好事,就看对象是谁了。中国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有人认为是优点,就是一党制,有人认为所有的灾祸也是这个一党制。从长远来看,那一定是灾祸啦,我是这个看法。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中共拿到政权六十多年了。满清也两百七八十年哪。中国历史上千八百年的事都不当回事。所以这个过程很难说。你要让我看,有生之年有什么变化,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希望当局能够予民休息,给老百姓多点好处。底层民众能够比现在过得好点,别欺人太甚。给人活命保太平,这个我想问题应该不大的。但想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宪政的、人的尊严至上的这种国家,基本上我完全不抱希望。
法广:感觉是挺灰暗的?
赵越胜:今天是刘宾雁88诞辰,我们在这里纪念他。这个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来会留下他的。他的那种人格力量和他的那种追求,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里面缺少的东西。缺的就是他要的东西,所以他的东西我们常念叨念叨。这次我回国,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他们就来了,他们就要拍一个宾雁的记录片,完全是自己背着机器就来,到墓地。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哦,中国有好人,有好人。
法广:刘宾雁的精神还是留下来了?
赵越胜:要留下来。其实你看像卢跃刚他们,像胡舒立他们,实际上是在默默地做着。而且很有进步,甚至我觉得做得比宾雁还好。因为他们对新闻的本质的理解更深入。而国内开放的这个余地也更大,应该说是很有成就的。
流亡海外16年 刘宾雁魂归故土2010年安葬于京郊天山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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