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誰的鍍金時代？

記者盧葦／整理

評論解讀有心的觀察家可能已經察覺：從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幾乎是突然間駛入了一個全盛時期。而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當代史中最為奪目的鍍金時代。

　在剛剛過去的10年中，中國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進，不僅傲視老牌發達國家，更傲視同樣為人艷羨的其他新興經濟體。及至2010年，中國GDP總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為全球老二。伴隨著GDP的高速增長，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水漲船高，以遠遠超過GDP增速的速度跳躍式增長，國庫充盈不在話下。對於那酷愛排名的國人來說，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更是中國財力鼎盛的雄辯證明。

　極端價值觀蔚為風尚

　然而，財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鍍金時代的一個面向，更為重要的面向是這個民族在精神層面的深刻嬗變。在中國的鍍金時代，財富不僅是人人趨之若鶩的目標，更是唯一的價值所在。這可能才是中國鍍金時代最為本質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畫這種時代精神的案例來自中國一位教授。這位學問甚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聲稱：「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其精神之卑瑣程度讓人目瞪口呆。公然將這種令人作嘔的標準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現出來，甚至多少有些自視高明。如果不是這位教授太愚蠢的話，就只能說明這種極端的價值觀已經蔚為民族之風尚。

　在中國的鍍金時代，中國財富在全球體系中的份額不斷擴大，中國從一個剛剛還是發展中的國家猛然變成了全球經濟的發動機，變成了經濟危機的拯救者，變成了西方國債的最慷慨的金主。

　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造就了我們這個令人血脈噴張，榮耀加身的鍍金時代？

　1990年代中後期以及本世紀初期，中國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進的內部制度變革。擇其要者，大致有所謂宏觀體制層面的分稅制改革、公司層面的國有銀行救助及改制、以抓大放小為主要特徵的國有企業改革，以黑箱私有化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業改革。在要素方面，中國完成了以剝奪農民土地權益為主要方式的房地產改革。

　政府奠定低成本優勢

　所有這些制度變革，集中在經濟上的結果，就是大量成本（通過政府之手）從企業與政府的損益表中被轉移出來，如此，中國境內的大量企業就在全球市場體系中贏得了一種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低成本優勢。

　這種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業成本的方方面面，遠遠不止所謂勞動力成本那麼簡單。它包括低環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過地方政府的作用）、低資金成本（通過國有金融機構的壟斷機制），低勞動力成本（通過政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早在上個世紀，中國就已經為這個鍍金時代做好了充分的內部制度準備。

　然而，如果沒有市場，這種低成本優勢就只是潛在的。不過，這種歷史性的機遇很快就到來了。在新千年之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迎來了二戰之後最為猛烈的一次擴張。這一擴張，以新興的巨型國家「金磚四國」全面、深刻的捲入全球體系為標誌。於是，中國無與倫比的低成本優勢就在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中被最大限度的釋放出來。而它帶來的一個金融後果，就是中國資產在全球體系中的迅速重估。很清楚，內部的制度變革以及外部的全球體系擴張，正是中國進入鍍金時代最為重要的兩個歷史推手。

　事實上，中國對全球市場體系的捲入早已經開始，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隨著低端產業向中國的遷移而逐漸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國加入WTO，中國與全球市場體系則已經渾然一體。這也是為什麼我將中國的鍍金時代的起點界定在2002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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