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6日星期三

從“小平头”劉迪身上看到本分和血性


《新史記》畢誼民 等


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2011年10月18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參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 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


陳子明(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我 跟劉迪兩個人聊天,次數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次聊的時候,我詳細問了他怎麼被抓的。他被抓以及“四五”當天的一些事情,我還是有一些資料的。“四五”當天我 對劉迪沒有印象,他什麼時候拿的話筒呢,我沒有印象,我印象中廣場至少有兩支話筒,一個在人民大會堂那邊,侯玉良就拿著念“致人民解放軍信”;小灰樓那個 話筒,是我從工人民兵手裏搶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臉也破了,流了血,我之所以當上群眾談判代表跟這個有關係,搶了話筒還負傷了。我們從工人民兵頭上爬過 去,我也喊了幾個口號。劉迪講他是看到一個戴眼鏡的人有危險,他去想把他保護下來,這個人呢,我有印象,他當時起了相當的組織作用。我沒有認出劉迪來,以 後再見到他也想不起來那天有沒有接觸。

我知道劉迪是怎麼被抓的。當時有一個叫侯玉良的進小樓談判的人,有人寫文章說 四個,有人說五個,嚴家其寫四個人,四個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孫慶祝、我、侯玉良、趙世堅,即使有第五個人,不知道是誰了。我的印象是五個人,侯良玉起了很 大的作用,談判出來後也自稱是“首席代表”;他當時要求跟前人把名字給他留下來,像小孫,就把他名字留下來了,這樣侯玉良被抓後順藤摸瓜就把小孫也抓了。 劉迪和我呢,歲數大一點,經驗豐富一點,我1975年已經是“反革命”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被抓住,要抓住肯定會給運動帶來麻煩,所以我根本就沒留名字就走 了;劉迪呢,留了個假名字。後來劉迪說對他的全國通緝就是這個假名字和真照片。官方並不知道他叫劉迪,抓捕地點就是在泰安那兒。為什麼知道他是劉迪呢,據 說是他一個街坊看到通緝令照片,說這不是劉迪嗎!我是親口問劉迪的。

我這篇文章裏面說,劉迪是一個不太愛寫東西的人,他也不在乎歷史怎麼去評價他,也不在乎給歷史留下多少文字,表現出他的這種瀟灑倜儻。但是很難得的是在2006年編一本“四五”運動30週年文集時,他跟張平、小孫做過一次訪談,我給起了一個名字:“四五運動是中國人正氣的表現”。我概括了三個詞:本分、犧牲、正氣。

本分,我覺得劉迪在這個問題上和吳思是相通的,吳思說權利、利權,這些對“right”翻譯都不到位,比較到位的是“分”或“本分”。劉迪在這裏也講到本 分,他說做工是工人的本分,種地是農民的本分,但是本分不限於這個,因為本分是個權利的概念,也有一定的義務的概念,所以他說:“奮起造反是每一個有良知 的中國人的本分”。他去參加“四五”運動他認為是一個本分,我覺得非常重要,奮起造反是古今中外都共通的概念。他在訪談中引了毛澤東的名言,“馬克思主義 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講了中國自遠古時代就有民主傳統平等傳統,堯舜禹都是禪讓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也提倡反抗暴君,反 抗暴政,武王伐紂就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孔孟之道也是鼓勵反對暴政,從這個角度說,造反有理這句話是對的。孟子講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所以我說孟子、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傑斐遜、馬克思、毛澤東,乃至隱士劉迪都一致認為:反抗暴 政是一種本分,一種權利,我們應該這樣理解本分。

第二個意思,劉迪在這裏還講了一個詞,他說,我參加這次運動就像許多北京青年是出於一種義憤,一種血性。我覺得血性很重要,血性就是犧牲精神,過去犧牲就是祭拜祖先時要殺生,就是要見血。劉迪就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你別 看他平時喜歡調侃,喜歡一些很瀟灑的事,但他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中華好男兒。他說當時我們沒想那麼多,也知道肯定要失敗,失敗了也沒好果子吃。當時許多參加 “四五”運動的人,他們把自行車牌子都摘掉,這種行為本身就表明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行動是要敗的,如果認為會勝利的話還摘車牌子幹什麼呢?他是有這個犧牲 的準備的。他認為作為中國人的一個本分,暴政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他如果沒有一點犧牲精神他對不起歷史,對不起祖先。我寫著文章時“谷歌”了一下,“谷歌” 到嚴家其的悼念文章《劉迪參與了兩次天安門運動》。文章寫道,“我在想劉迪為什麼要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答案是,劉迪的胸中燃燒著一團正義的熊熊火焰,他 知道在中國大地上正義一定會得到伸張!”嚴家其本人也是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在座的很多人也參加過兩次,但我還是要說劉迪是我們之中最富有正義感最具有犧 牲精神的人。

我的文章和剛才周為民說的很一致。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編委中有幾個人是要考研究生的,一個呂嘉民,一個我,一個劉迪,我們三個人。呂嘉民那次就和老曹一起考上研究生了。我考清華大學,但是因為我沒有學高等數學,覺得自己自學能力很強,自己看看東西就行了,沒想到考了49分,沒做很多題,就沒考上。第二年我下決心好好弄,做了許多題,結果考了個95分,考上了科學院的研究生。但是當時劉迪知道當局已經要鎮壓“民主牆”要取締這些民刊,原來的印刷地點在這種壓力下也就不能再用,就把印刷場所放到他家。他是非常有犧牲精神的,作為要考研究生的人,把這些東西放到家裏就意味著要有大量投入,作為一個主要的操持人他要工作,這件事他的犧牲是非常大的。當時南京大學一位教授跟他已經有聯繫,很願意要他,如果他考的話也不是很難的,他這是為了《北京之春》的生存而犧牲了自己的前程。(《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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