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

“給鮑彤趙紫陽平反才說明共產黨真正要承認錯誤”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2月中下旬,中共網路突然對趙紫陽、六四等敏感詞彙及相關文章解禁;清明節期間,網友可隨意登入“趙紫陽網上紀念館”瀏覽和留言,也有超過兩百位民眾順利前往趙紫陽故居悼念趙紫陽。評論認為,中共發出了政治改革的訊號,但中國資深媒體人高瑜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提醒,給八九民運參加者,給鮑彤、趙紫陽平反,才說明共產黨真正要承認錯誤,也才能夠真正朝政治改革邁出那麼一步。

關鍵是專制和民主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若要談政治改革,首先,權力必須被制衡,政府要交出部分權力,受到人民監督,否則辦案時都是公、檢、法聯合辦案,警察抓人審人,法院審完執行,都是由一個黨委領導,沒有監督機制,劉曉波案、陳光誠案、趙紫陽案、鮑彤案都是黑打,都是中共一黨專制下維穩造成的冤案;其中劉曉波因為《零八憲章》被判囚11年,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就是全世界對中國的譴責。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研究所的《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研究報告核心人物孫立平指出:“中國現在可能不是處在改革或轉型的途中,也不是處在中間性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因素的‘混合型體制’定型過程中。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對這種新的體制最理論化的概括也許就是‘中國模式’的概念。”

中國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也表示:“左右不可能超越,左右在世界上都有經典樣板能達到標準就不錯了。真正的對立不是左右也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是民主與專制。在民主條件下既可以搞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資本主義,但在專制條件下,無論搞哪種主義都是最壞的。當今世界的問題是缺乏民主的世界治理結構。”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她贊成關鍵的分歧是專制和民主,美國、北歐、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國家,雖然政治制度不完全一樣,但都實行民主制度,權力有制衡、人民有選票,所以不管建設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可以做得很好,且不斷改進。

但在專制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高瑜說,就如同毛澤東搞社會主義,結果餓死幾千萬人,政治運動一個又一個;也如同鄧小平搞資本主義,建成了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專制制度。

重慶的民生搞得比較好,只因為它正視了貧富差距巨大的現象,政府決策必須向民生傾斜、建設一大批公租房,這樣富士康等大企業就會從沿海搬到重慶,但政權還是完全集權式,所以才能‘黑打’,因此集權制度讓人非常沒有安全感。”高瑜對《新史記》說。

高瑜認為,薄熙來的“黑打”確實錯誤,但也是一黨專政的制度賦予他這樣的權力。對於薄熙來的作法是文革復辟的批評,高瑜也問:為什麼文革還有市場?1981年鄧小平主持下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主要目的是為了搞權鬥、拉下華國鋒。

《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高瑜對《新史記》表示,《決議》主要為了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並把文革的錯誤都歸給林彪和四人幫,如此鄧小平才能順利接班,‘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對毛澤東專制主義的繼承,這才造就了今天文革復辟的趨勢。 “重慶和中央只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一黨專政,而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問題。”

中央與民間矛盾越積累越多

六四事件至今23年一直未獲糾正,高瑜認為這是中共在維護利益集團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下,奉行鄧小平路線的結果。六四之後經濟上獲得高速發展,以剝奪底層為代價,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冤假錯案一宗接一宗,中共唯恐糾正六四,可能會引發大規模社會動盪,對歷次政治運動起連鎖反應,因此只能花上巨額的經費高壓維穩,其結果只能讓社會矛盾越積越多,社會這口高壓鍋的壓力越來越大。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如果中國及早進行政治改革,根本不會發生六四事件,1989年學生提出的七條要求,歸納起來一是要求自由和寬鬆的政治環境,二是“反官倒”。5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回應學生的政治要求,提出 “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就是用民主與法制來推動政治改革,獲得常委胡啟立的支持,但趙紫陽的努力517日被鄧小平內定撤銷總書記職務,最後發生六四鎮壓而中止。

另一個是高幹子弟經商而引發的“官倒”問題。高瑜指出,趙紫陽提出讓人大立案,首先從他的兒子查起,而非交由中紀委調查。“這是正確的,因為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後來在趙紫陽兒子身上沒有查到任何問題,連公共汽車票都算進去了,也沒發現貪污。”

高瑜對《新史記》說,如果按照趙紫陽所提出的五條意見來執行,第一,不會出現六四鎮壓,第二,藉著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很快能推展開來,但結果趙紫陽卻被批評為支持動亂,用文革手段被拉下馬,遭158個月的軟禁,直到病逝。

趙紫陽要新聞自由和查腐敗,從民主法治來解決學潮問題,都被鄧小平制止,結果鄧小平一個人說了算,拍版定案,軍隊進城殺人,這是共產黨犯下的重大罪行,這樣的罪行還不該糾正?”高瑜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46日在微博發表一帖,描述現代老百姓的思想狀態:這次大理行分別與兩位農民閑聊有些意思。一位白族六十三歲的老農,說現在生活好了,因為政府管得少了。另一位是六十歲從四川來大理當保安的漢族農民工:我一點都不怕天下亂,如果真的有哪一天,我首先幹掉幾位貪官,當不了將軍,也可分田分地,有了田地,我一家人也沒有必要這樣天南海北到外地打工。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胡溫上台之初,于建嶸也曾前往底層瞭解農民的需求,農民給出的答案是需要陳勝吳廣,于建嶸立即建議中央減免農業稅,但農業稅免了,土地財政卻來了。因為農業稅原本為全球只有極少數國家才有的賦稅,農業稅一減,官員亂收苛捐雜稅的渠道變窄了,便開始掠奪農民的土地,農民和政府的對立與矛盾越加激化。

農民都要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共產黨政權,像過去打倒國民黨那樣,幾乎要搞革命。誰保留了毛澤東?誰製造文革重來的土壤?為什麼文革現在還有危險性?這不是共產黨自己造成的嗎?”高瑜質疑。

中共全面封殺輿論

雖然清明節前中共曾開放網路敏感詞彙搜索,但不久後又以掃除網上造謠傳謠的名義,關閉新浪和騰訊等微博評論功能,且關掉16家被指造謠的網站,並將“六四”、“趙紫陽”等敏感詞都封鎖。高瑜對《新史記》表示,中共的目的就是封鎖輿論。

如果是公共話題,我認為謠言不算回事,謠言出現的原因,就是因為掌握公共權力的人訊息不透明,如果官方發生事情,立刻公布事實,問題很好解決。而且,保障言論自由,就不只保障正確的言論發表的自由,也應該保障一些錯誤的言論表達的自由。誰能保證自己的言論都正確呢?包括政府部門和領導人的言論,包括官方媒體的言論,都不能保證沒有錯誤。所以封網抓人,其實就是要全面封殺輿論。”高瑜說。

在這波封網行動中,高瑜剛開一個多月的新浪微博也遭封殺,高瑜說,成天生閒氣也沒用,現在她就借別人的微博上去看一看,這樣也省得操心。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中國若真的要政治改革,就必須改變專制體制,開放黨禁、報禁。 1989510日趙紫陽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五條,就是要真正推動政治改革的措施,23年過去,政改仍沒有動靜。因此高瑜認為中國今年走政改這一步的機會不大。但這仍是她一直以來的期盼。
 
 
 高瑜認為,中國共產黨若真正要承認錯誤,就先給鮑彤、趙紫陽平反。圖為鮑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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