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查封

学者姚监复是不定期学术资料《香港传真》的作者和读者，这本资料，只印刷600份，已经存在15年，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近期竟然被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查封并罚款。

温家宝在3月两会期间高呼政改，发出了存在出现第二次文革的危险的警告。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高干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罕见地提到政治体制改革。6月在两院院士会上，胡锦涛提出“学术民主”，温家宝进了一步，高喊“学术自由”。人们以为言论自由的大门也许会开上一点小缝。但是，最新的事件使人们大失所望：张木生、王小强办的受到多方面欢迎的中间偏左的学术性内部资料《香港传真》被查抄、被封杀、被约谈，文化执法部门的粗暴行为使胡温动听的好话变成空洞的大话，言行不一的假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实际上成为文化大封杀、大查抄。人们听其言，更重视观其行，维稳、宣传部门的粗暴行为，打击了或者戳穿了胡温政改和自由、民主的诺言。

4月28日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查抄《香港传真》

4月28日下午，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5人，出示“非法出版物嫌疑”的搜查证，从国家税务总局的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办公室抄走所存的《香港传真》资料，包括存档的和尚未付印的校对稿。并且要求杨莹、王小强到总部110办公室接受约谈。

王小强回答友人询问，说明了最后处理结果：“大抄之后，拖了两个月，6月29日，已经按‘邮寄未经审批的出版物’，罚款中国税务杂志社4万元。”既然最后不再提“非法出版物”，为什么动用执法队，白纸黑字以“非法出版物嫌疑调查”名义彻底查抄？

看来，和谐社会口头大喊政改的同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缩小，中间偏左的内部资料《香港传真》也失去了内部参阅的生存权。这是又一个挑明政治动向的重要标志。善良人们幻想政改，梦想“平反六四”，看来是异想天开，做梦娶媳妇了。

不属于出版物，凭什么判死刑？

王小强回忆，为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和索罗斯围攻港币，粤海金融控股研部的王小强在康典领导下，撰写了《外资狙击联汇鱼肉股市》、《银行挤提：一个危险的信号》、《港人信心一降再降》、《香港到了危急关头》等分析报告，送港澳办、国家体改委、中央政研室、财政部、证监会、广东省政府等单位。体改委负责人说，分析报告非常有用，最好起个名字，以便秘书及时收报。因此，出现了《香港传真》名称的内部资料。从复印改为小批量印刷（600份），内容从香港、东南亚扩展到中国经济、政治领域。1999年王小强调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杂志社，局长亲自过问，成立综合研究组，先后与上海金融控股研究部、中信泰富政治经济研究部、香港桑尼公司合办《香港传真》。

《香港传真》不收费，不征订、不定期，作为内部资料发送有关友人、研究人员，同各机关、院校内部发送的参考资料一样，不属于出版物。既然不是出版物，更谈不上“非法出版物”了。王小强声明：“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届领导，不适合承担持续关照属下‘非法出版物’十几年时间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执法千辛万苦，不存在长达十几年时间置‘非法出版物’于不顾的工作疏忽。王小强愿意对上述文字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声明，透露出王小强的满腔悲愤、无奈、无处讲理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心情。一份学术性理论性的资料竟然被判死刑，登过刘源、纪坡民、李慎明和辛子陵、邓英淘、张木生、王小强的论文，也登过我同李伟讨论新民主主义的文章的内部资料被消灭了。难道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典型案例！

祝愿《香港传真》到香港大发展

王小强在7月6日的电子邮件中叹息道：“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好在咱们终于活到耳顺，什么都听得进去了。有人恰恰就是耳不顺，电话里怎么嚷嚷的清楚？转告他，封了就封了，省点心，好好养老，别老惦记邮寄稿子，就是了。”我奉劝王、张二君，不要心灰意懒，要振作起来，要向周有光、李锐、胡绩伟等百岁民主派老人的顽强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学习。

15年的《香港传真》是一座民间智库建立的百家争鸣的丰碑。为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深受读者的欢迎。这样一份内部资料，不为名利，不要官方资助，仅仅印刷600份的材料都不准存活，这只说明中国政治形势严酷，政改没有希望。但愿封杀《香港传真》不是胡温本人的批示，而是一班小鬼在折腾、胡闹、捣乱。建议木生、小强让《香港传真》在香港继续传真，或建网站、或编刊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胆地往前走吧！一定会有支持者和读者群！至于新的中宣部阎王殿，终究会有一天被正义的怒吼声轰垮。让思想冲破牢笼，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世价值的光芒必将照亮古老的千年不变的黑暗世界。

作者: 姚监复

责编: 达扬

作者简介：姚监复，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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