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5日星期二

廖亦武:為他人的自由而寫

2012年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答謝詞


     我此刻站在這兒,從尊敬的卡普欽斯基夫人手裡,領取這項至高的褒獎,內心感到榮耀,卻不安。

    因為我書中的一個人物,一個叫李必豐的詩人,被關在中國的監獄。

    在23年前,中國發生了天安門大屠殺,20多萬軍隊合圍北京城,把有數千萬老百姓投入的街頭運動活生生地鎮壓下去,近3000名抗議者被射殺,好幾萬政治犯坐牢,李必豐和我,也被脅裹其中。

    我們被關在同一監獄,曾以同樣的近視眼,仰望被切割的星空。李必豐想象力發達,能寫上千行的長詩,我卻不能。在此後漫長的歲月,我們都先後出獄,各奔東西。我雖然經常被警察抄家,經常被短期羈押,但沒有被再次判刑。“太幸運了!”李必豐沖著我一再驚歎,而他自己卻太不幸了。第一次,5年,第二次,7年,第三次,也就是在我離開中國兩個月之後,警察以經濟罪名抓捕了他——而真實原因,是他有資助我出逃的嫌疑。

    李必豐面臨審判,有可能面臨10年以上的重刑。這比作家卡夫卡的小說《審判》更加荒誕,卻吻合了卡普欽斯基作品的種種細節,比如寫海爾·塞拉西獨裁者的《皇帝》,以及寫前蘇聯的《帝國》。

    我曾經16次被中國政府阻止出境,最後自己從界河走出來,這被西方讀者視為“傳奇”。可不為人知的李必豐,數次偷渡,數次落網,已經“傳奇”得令人髮指。比如第一次,也就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他在鋪天蓋地的《通緝令》中,居然穿越重重荷槍實彈的關卡,從四川到雲南,又從雲南繞過邊防,一頭紮入原始森林,抵達緬甸。他以為脫離中國共產黨就自由了,卻不料落在緬甸共產黨手裡,他被遊擊戰士押回邊境,一根長長的繩子束著他的雙手,他像遭到販賣的奴隸,牽在拖拉機後面,跑呀跑呀,跌倒又爬起來,轉眼就鼻青臉腫了。緊接著,他淪為中國邊防軍人的足球,被來回踢,昏迷了好幾次,又被涼水潑醒。他差點被折磨致死,卻沒死。

    還有一次,他與境外的人權組織聯係,企圖偷渡去香港。按照約定,他在被一面鐵絲網隔成兩邊的中英街徘徊,手裡捏著作為接頭暗號的雜誌,卻始終無人前來接頭。他再次被捕的畫面具有戲劇性,邊防武警叫聲“不準動”,就徑直走過來。他急中生智,竟然把裝有《判決書》和若干詩歌小說手稿的旅行袋淩空拋往那一邊。“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名義上還是英國人的殖民地。”他説,“我出不了國,我寫的文字總算出國了。”——可是,那些邊防武警,在給他戴手銬的同時,卻拉開鐵絲網,去英國人那一邊,將剛剛“出國”的罪證撿了回來。

    就這樣,當局搜走李必豐幾百萬字的罪證,卻不以書寫罪判決他。中國有多少政治犯,是以經濟罪判刑的?藝術家艾未未也犯了“偷稅罪”,而李必豐資助我出逃罪,比偷稅罪更端不上桌面,況且,我從未接受過這個獄中難友一分錢。

    我自由了,我的朋友卻在監獄裡,如此,我能夠真正自由嗎?卡普欽斯基作為紅色波蘭的駐外記者,一生都在為祖國之外的人們寫作,由於他的筆得罪了異國獨裁者,他曾四次被缺席判處死刑。他為他人的自由而戰,為留存世界的真相而戰。他說,作家的眼睛和心靈,是攝影機,是用來記錄的。

    這就是報導文學的偉大之處——虛構性的純文學,或許是為自己而寫,為彌補人性的某種缺陷而寫,而報導文學,是為茫茫人流或滔滔血淚而寫,是為一隻螞蟻或一億隻螞蟻的哭泣而寫。緣於此,我寫出了《中國底層訪談錄》,我堅持了近20年,講述了300多個中國底層故事,我得到來自波蘭,這個出產過蕭邦、保羅二世、瓦文薩、米沃什和卡普欽斯基的遙遠國度的褒獎。

    但願我沒有離題,因為李必豐也是廖亦武報導文學的源泉之一。我感謝華沙市政府和市議會的寬容,感謝您們對一個中國底層作家的高度贊美,同時,也感謝評獎委員會,從臺上五位入圍的作家中,選擇我最終折桂。

    這個報導文學受獎辭的結尾,是李必豐的一首詩,叫《在這個國家,我們只有冬眠》,下面我來朗讀,波蘭文翻譯是我的朋友Weronika Byrdy。


    但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奉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凍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廖亦武
2012年5月11日於華沙


2 条评论:

匿名 说...

中共在世界上成了过街的老鼠 。。。

匿名 说...

那是你的想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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