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許知遠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他曾在台灣、美國洛杉磯推動社運與工運,最後來到香港,參與香港本土抗爭運動。

我到長江中心時,他已離去。《國際歌》的旋律猶在,飄蕩在這座鋼筋玻璃大厦中。

這真是反諷一幕,這座城市長期被認定是資本主義的楷模,如今它的商業中心卻被碼頭工人包圍,昔日的商業英雄則被視作要打倒的對象。一切價值都在被重估。

我期望聽到他唱《國際歌》的聲音。在我的朋友中,沒人比他更像一個國際主義者了。他的爺爺從中國移民到馬來西亞,父親在台灣接受教育,是馬來西亞一位廣受尊敬的華人學校的校長。父親還把他的教育試驗用於家庭:兄弟四人,兩個哥哥往澳洲接受英文教育,一個弟弟接受馬來文教育,而他被送往台北。

他的身份意識是從中正機場開始的。「歡迎回到祖國」,他一下飛機就看到這樣的橫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台北一直在與北京爭奪海外華人的認同,都相信自己代表著正統的中國。而對他來說,這是徹底的混亂——我不是剛剛離開祖國,怎麼下了飛機又回到了祖國?

在他到來的一九八八年,台灣正處於轉折時刻,舊秩序正在衰退,新世界迅速浮現,一切喧鬧卻生氣昂然。而他最初的政治啓蒙在台灣完成。由於遠離了政治仍壓抑的馬來西亞,他和其他僑生開始談論馬來西亞國內政治。接著,他逐漸意識到,倘若你對台灣的民主轉型都不關心,又怎樣能理解遙遠的馬來西亞。

當他一九九二年從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後,考入了台大城鄉所。此刻的城鄉所正開始一場社區運動——民主運動絕不是表面的制度改變,它要深入日常生活,只有人們主動參與自己的社區的改變,整個社會才會發生改變。他和同學們在當時台北縣的三重的一個社區裏進行這場實踐。從里長的選舉到一個公園的建設,它都是困難重重的說服過程,在常年的威權統治後,人們很不習慣去主動做出選擇。

在他一九九零年代末前往洛杉磯攻讀博士時,正趕上美國的工運中心從紐約遷到此地。以多種族著名的洛杉磯,則為工人運動提供了新的挑戰。他延續了台灣的本土化經驗,先後加入了泰國、菲律賓、韓國這些移民工人的人群,不斷說服他們,必須要是跨族群、跨階層的工人運動才可能成功。在這裏,他還結識了日後的太太——一位香港社運人士。

二零零三年末,他來到香港教書。他多少相信,這個城市正像是一九八零年代末的台灣,而他要實踐自己的思考。自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來,這城市的精神似乎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二零零四年的一月一日,他參加了元旦遊行。不過他發現這遊行實在是過於整潔與溫和了,當人們離開維多利亞公園時,操場沒有半點垃圾,遊行隊伍的人沒有吃喝,也沒有販賣紀念品、政治宣傳品的小販,這與台灣經驗大不相同。香港,整個城市似乎根本沒被調動起來。

在接下來的九年中,他目睹著這個城市的社會運動精神的興起。他記得二零零五年,韓國農民對WTO的抗議,怎樣給這裏的社運人士上了直接行動這一課。

他也熱情的參與到年輕一代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行動中,與他們一起抗議、熬夜,把自己昔日的經驗分享給他們。他的國際主義精神仍時刻流露,他發現這個地方真正的主人是菲律賓的傭人,每個週末,他們在這裏聊天、唱歌,甚至在這裏過生日,拆除碼頭對他們的生活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香港青年一代的抗議在二零一零年達到了高峰,反高鐵、保護菜園村令他們得到了不少的支持。而香港的民主運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人們昔日寄望黨派與政治人物來幫助他們爭取民主,現在則越來越意識到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倘若你不能動員社會力量,不去保衛自己的生活,怎能獲取民主與自由。

與台灣的經驗不同,台灣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是依靠本土精神的覺醒來推動的,本省人要找出頭天。而香港常年來是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它必須首先建立起本土意識。我這位朋友則把家安到了新界的菜園村,他要目睹著這個本土抗爭一點點的變化,參與其中。

我在十年前的北京第一次見到他,他是個熱情、樂觀、英俊的青年人,散發著一股包容感,似乎隨時樂意傾聽你的內心煩惱。兩年前,我在香港再次碰到他,他已經以此地為家了。

透明而又難以琢磨

他是個透明,卻又難以琢磨的朋友。是什麼動力推動他樂此不疲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展開這些運動,他在每個社會都是某種身份上的邊緣人,他的熱情卻很少熄滅,他是這樣的國際主義者,又是這樣強調本土化的重要性……他會在何種時刻感到失落,又怎樣振作起精神。

倘若你要了解香港的變化,他實在是個很難錯過的角色。

亞洲週刊


没有评论:

明鏡關注點

明镜博客 » 时事

明鏡歷史網

明鏡網

明鏡十大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