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7日星期六

大多數人對林彪事件回歸正常理性心態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 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陸續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高瑜:徐海亮先生您向大家介紹一下。

徐海亮:我不能像李延明這樣,講的這樣理論很深。劉家駒讓我參加這個會,我主要目的是想來聽聽你們講,因為我沒見到過當事人的子弟,特別是與那天晚上有關的。要我講,我沒有準備,只能談談我的很具體的一些感受。

我其實原來也沒有想做什麼文革史研究,就是自由撰稿人,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但是自己見過“文革”,想留一些東西給後人,讓後人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什麼,有一些東西可能我們說不清楚,鄧小平當時講那個話我也很贊成,“留給後人去說”。


左起:徐海亮、丁凱文、胡萍之子胡耀萍。

我 感到“文革”的一些事實,特別是像“九一三”這樣的問題,林彪事件整個前前後後,有一些東西想起來的話是很慘烈的,我自己經歷過的“文革”和問到人家的一 些事實很慘烈,有時候我也很矛盾,做了以後我感到我會像寫南京大屠殺的那個張純如一樣,可能沒寫完我就自殺了——我自己精神要崩潰,因為我感到我受不了, 儘管我自認還很堅強,經歷過很多政治運動。但是我感到受不了,特別這個“九一三”這個問題,我就講一個當時一些感受。

我是67屆大學畢業,68年才走,到部隊鍛煉,部隊是炮二司,就是東北四野的炮兵縱隊,營以上的幹部都是東北人,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我都在部隊。紀登奎說接班人要培養十年見成效,一年兩年不夠,我們就到農村,一打三反整黨建黨,我們在工作隊。

突 然,就是在“九一三”那一段,感到不正常了,已經有好多小道消息,那個時候我們手上還沒有廣播,還不敢聽敵台,但是我旁邊是中聯部五七幹校——1970 年、71年金日成來,翻譯翻譯錯了,金日成糾正:“這個給我翻譯錯了。”周恩來很生氣,指示為了練口語,中聯部的幹校可以聽外台的廣播。結果我跑到五七幹 校去問最近出了什麼事,當時喬石還在那鍛煉,他也是五七戰士,就講了外面傳的這個事。

後來文件開始傳達,傳達到公社的黨委委員、黨員幹部 這一級,我們學生就在那個農村裏呆著,我們也有思想準備,感到林彪出事了,不知道中國會出現什麼問題?黨員幹部在縣裏集中開會,散會以後,按照規定駐隊幹 部騎上自行車到你的大隊去,可是沒有一個人回自己駐隊,都回家了。回家以後,我們大學生在一起就說有個幹部很不像話,回到家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抱著老婆 就哭了,我們當時還笑話說這個黨委委員怎麼這樣窩囊,回去抱著老婆哭啥呢?我們笑完了以後,自己掉眼淚。人有的時候在一種熱狂以後有一種悲哀、淒涼。後來 第一次見豆豆,也講了這個事。不是林彪,也不是為他個人的命運,只是感到我們這個國家怎麼辦呢?

那個時候大學生在農村,思想還是很單純 的,總感到林跟毛一回事,熱愛黨就熱愛毛主席,對毛主席接班人自然是相信的,出了這個事會怎麼樣?當時機場都被軍管了,被陸軍管起來了,當時要打起來了怎 麼辦?哪個部隊跟哪個部隊會打,打了我們往哪去?也像小孩一樣——當時,1971年,還是小。有兩個同學講的話讓我印象很深,一個是財經學院保守派的一個 頭頭,我當時說這個“文化革命”有些事搞得我都沒有政治自信心,你讓我擁護我贊成,我擁護了又說這個人不好了,我感到我自己算啥?他說:我早就沒有自信心 了,我還有什麼政治自尊心?他講這個話很自然,因為他是保守派,“文化大革命”受衝擊了;另外一個同學是蚌埠的,安徽“827”的一個頭頭,他說,那得把 中央文件都調出來看看究竟是啥事出了問題?我們當時的心情確實很不平靜,究竟該怎麼辦?中國會怎麼樣?

我作為最基層一個一般群眾,但又關 心國家大事,緊接著還有一些事情,我聯想起來了,就是剛才老王你講的受審查那些事,我在那個大隊,突然來了一個武裝部的幹事,原來他說是連指導員,突然調 到我們大隊來駐隊了,跟我們在一起,當時我也在受審查,“516”在受審查。他當時沒敢講他受審查,他當時是張體學(“文革”前湖北省長)的警衛員,突然 一下通知他,就是傳達“九一三”的文件,第一個文件傳達以後,讓他馬上到那個縣的武裝部報道,在武裝部沒有停留,當天就到農村,到我們那個大隊。他跟我關 係很好,是個湖南人,什麼話都講,部隊什麼事講。但是為什麼他到這來?他始終沒講。一直到最後,我們農村鍛煉快完了,他突然宣佈被轉業回老家,這個時候他 講,他曾是關光烈的警衛員。以後到紅二連,從紅二連到湖北省革委會,就跟張體學當警衛員了。

我想到這些事,你們當然接觸很多,因為林案受 牽連的人,其實這只是一個例子,普通的老百姓、普通戰士都牽連進去。我不知道搞研究的人有沒有做過這個統計?林彪事件我們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受牽連的,到 現在還沒有解脫?你剛才講你在13師,我在武漢上學,所以武漢部隊的人認識多,這個星期我剛從荷蘭回來,在荷蘭跟我現在做項目的一個戰士,他爸爸是鄭州市 原來一個老副市長,當時是在武漢空師警衛營當戰士,去當兵以後第一個任務就是看住這幾個人——你們師長王宏志,原來開封的,還有一個韓什麼是政委。

王魯寧:韓林,不是政委,政委是謝長林。

徐 海亮:韓林也是飛拉薩的,那是陳毅的飛機,陳毅飛機差點下不了地,就是那一次,對不對?他跟那個人當警衛,警衛就是你說拿衝鋒槍的那個戰士。他就後來一再 跟我講,這個星期還給我講這個事,我說我回到北京就會參加討論這些事的會,他就又跟我講,說看到那些首長受到監禁,他作為戰士心裏很不平靜,因為老首長把 自己的經歷一講,這個年輕的戰士都很佩服,自己的父親“文化革命”也是受衝擊的,這些首長生了病,或者吃飯有什麼問題他都幫忙。他去年還會去看,後來他跟 我講,說既然你對“九一三”這樣關心,下次到武漢帶我去見見這些老首長。

我講這些事什麼意思呢?我感到,這個事對於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牽 連太大了,不光是十萬人,實際上對我們這些好像是局外的人,心理上都會有影響。我跟吳新潮、金秋他們幾個接觸,他們開始有顧慮,就是你們社會上的人對我們 怎麼看,我說這一點你放心,實際上我自己的感覺現在社會大多數人對於林彪事件的看法,逐漸回歸一個正常、理性的心態。當然有個別人還會有一些按照過去文件 的看法,但是多數人不是那樣想的。

公審的時候我還有一些糊塗,就看看公審是不是驗證原來專案組講的一些問題,結果公審時候不講這些事了。 到了北京以後,紀登奎兒子跟我一講,我想那既然沒有了,這個事實就應該吹掉。邱會作他堅持不反文革,堅持不反毛主席,堅持你那個公審是錯的,最後還說你鄧 小平把社會主義拋棄了,他畢竟在自己回憶錄裏面留下這樣一筆,不管他是對是錯,他說了真話,我感到還是對的。
(《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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