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外交走向系列二－新冷戰呼聲的背後

《中國時報》

導致中國某種不無帝國主義色彩的新冷戰呼聲，是中國硬力量的成長與自上而下對自身新力量意識的缺乏。這是一種知識性的誤區，相當多中國民眾基於中國近代史慘痛的記憶，對19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政策有深刻的心理積澱，所謂「落後就要挨打」被作為唯一國際知識真理，而這種信條的反面則是「強大可以打人」。

　長期片面的國家利益至上灌輸和扭曲的歷史觀教育，使新一代人不具備1980年代的全球視野，在如何更合理地運用中國力量方面，缺乏具有普世價值觀的思維，而各種公權暴力的氾濫，卻每日都在孕育社會的暴戾之氣，以及對絕對暴力的瘋狂崇拜。這種知識的缺陷不僅是民間的，在諸多國際問題學者也不乏這樣的思維。

　其次，造成社會意識左轉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十多年來官方在媒體管制方面的有意作為。特別是在從顏色革命到本次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下，當局用虛假的意識形態語言重寫了中美和解以來的中外關係，在全球化時代重拾19世紀話語體系，以圖在一個傳統意識形態分崩離析的社會重建統一意志，這種作為的動機在於政治安全的焦慮，並非真正要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外關係大勢，因為當局有充分的意識，政治安全不僅需要意識形態的背書，更需要經濟發展成果的支持，而後者離開對外開放和更深入參加國際經濟迴圈，是根本難以設想的。

　此外，在大陸執政者團隊內部，改革開放雖然在執行層面陷於瀕危，但作為30年來的新道統，任何直接的挑戰也等於宣布自身為全民和全黨之敵，因此也不具備可行性。對政治安全的擔憂可能強化對內的管制，但不可能擁有真正重啟對外對抗的力量。

　其三，就民間普羅大眾而言，在對外事務中經常有粗暴的聲音，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一方面對現實的個人和社會生活狀況充滿悲憤、挫折與抗議熱情，與此同時，卻由於知識及思維訓練的不當，沒有合適的觀念表達工具，於是，傳統的基於陰謀論和替罪羊理論的外在投射物件出現了：或者是訴諸虛無縹緲的上國天誅豪情，或訴諸文化中心論的莫名其妙優越感，某種模擬某些宗教聖戰式的的感情獲得了明確的對象：那即是萬惡之源美國。

　而這種對虛幻外敵的莫須有仇視並不能經得住現實陽光的照射??青少年會長大，虛幻的慷慨會在現實的個人人生規劃下變為接近真實的認知，於是人們看到，當眾質問柯林頓總統的學生代表毫不猶豫地嫁給了美國丈夫，而更多的人，在目睹和親歷各種現實的不公正之後，他們會很清晰地現身說法：「我錯了。」

　最後，由於中國已經不可逆轉地成為國際主義國家，其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及利益糾葛太深，而各國對中國作為新玩家的目標、意圖和終極能力並無清晰圖景，同時，在歐美各國內部激發某種冷戰式的情緒也是其整合內部政治、對中國進行產業與經濟競爭的方便手段，而由此帶來的各種對華政治、經濟與軍事糾紛反過來循著自我實現的方式增強，又自我印證與支持中外猜疑與敵意。



作者趙楚為上海國防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