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范方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從單一制走向聯邦制，中央與地方的經濟結構和權力格局也有了重大的轉變。著名經濟學家羅小朋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如今沿海與內地發展高度不平衡，越發達地區的實際稅率越低，越貧困地區的實際稅率越高，農民工離鄉背景，官民間的關係在貧困縣市越來越緊張；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因子，早在朱鎔基時代就種下。
訂定秘密協議 問題跟著來
“94年稅改後，農村亂收費，各地政府和農民的關係惡化。”羅小朋強調，另一個更嚴重問題是，在新的分配方案下，很多財力薄弱的縣工資都發不全，地方只有減少教育、減少衛生支出，使得公共服務事業首先受到損害。
分稅制的積極影響是促進國企的改革。當時浙江、山東欲將小國企私有化，但朱鎔基不允許，因此中央和地方起了很大衝突。之後浙江、廣東不吭氣，暗地將國企私有化，浙江另推行省管縣的改革，均未知會朱鎔基。
地方政府拼命逐利的情況因為兩個因素緩解。一是地方出口增長，地方工業收入增加，特別是農民工從內地到沿海打工，給沿海省市帶來相當大的大財政收入；另一個因素是地方政府從徵地賣地上獲得利潤，保證了中央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實際上18.5％已超過GDP的增長，但沿海發達省市還能支持秘密協議。
不過中央和沿海財力增長是以犧牲內地和農民為代價。羅小朋對《明鏡》指出，發達國家都採累進稅率，富人多交稅，窮人少交稅，但根據其友人的研究，中國稅收是一種“累退稅率”，越發達地區、越富裕的縣，實際稅率越低，越貧困地區實際稅率越高，所謂的實際稅率，是指政府財政收入佔當地GDP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沿海地區遠低於內地。“這是朱鎔基時期留下的嚴重問題，也是今日中國高度發展不平衡的內在原因。”
朱鎔基曾表示，中央收來的稅將轉移給落後地區，羅小朋說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因為中央收來的錢已變成尋租工具。“比如中央搞一個項目，30％的錢中央出，30％地方出，30％自籌，導致地方拿錢疏通中央官員、搶項目，所以越有錢的地方越能拿到項目。中央的各個機構都在分錢，把項目搞得非常小，甚至10萬塊一個項目，地方拿1萬給中央官員，中央給3萬，對地方來說合算，但窮地方1萬都拿不出來，1分錢都拿不到。改革結果把中央也拉到腐敗路上。”
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朱鎔基寫信，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但至今沿海與內地差距仍在不斷加大。羅小朋對《明鏡》指出，如果在貧困地方辦企業，稅率比在發達地方辦企業還高，誰還要辦？貧困地區就業機會少，政府發不出工資，就往農民身上搶，因此貧困地區政府和農民關係越來越緊張，農民工只有離鄉背景、妻離子散，很多中國學者對這問題不反省，不斷以西方經濟學觀點將中國農民當生產要素看，而不當人看，認為自由流動也很好，但“有這麼多人離鄉，對農民工第二代的成長、人力資本的培養、道德觀念、人與人間的信任，都會造成深遠的不利後果。”
趙紫陽提出“分灶吃飯”的思路。（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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