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幾項決策遇上巨大阻力，民眾不領情，在野黨極力阻攔，王建煊挺身支持，政府新發言人胡幼偉則強調內閣將走向全面溝通。持平而言，在野黨的阻擋未必有理，王建煊的相挺未必有用，而馬政府將民眾的不滿解讀為溝通不足所致，恐怕也未抓到重點。
馬總統在就職演說重申了他的改革決心，強調自己在「做對的事」，就算遇到艱難，也將堅持下去。問題在，所謂「做對的事」，跟「把事情做對」，其間有很大的距離，也充滿陷阱。馬總統的油電雙漲、證所稅及美牛進口都具有改革美意，卻未獲得民意支持；其中原因，除了溝通不良，更重要的是它的「溢出效應」淹沒了改革目標，那才是真正病灶所在。
所謂「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是指政策推動時所產生的非預期效果或反應。以證所稅的課徵為例，雖然這項政策還在討論之中，但兩個月來台股已連續重挫數百點，估計整體股市市值跌掉兩兆多元，交易量更是大幅萎縮，這就是溢出效應。近期台股的挫跌，當然也不乏歐債危機的牽累；但在證所稅課徵的妖魔化渲染下，所有帳都要一起算在馬政府和財政部頭上，這雖未盡理性，卻又豈是有理說得清的事？
這正是應當提醒馬政府之處：以財政部的既有藍圖，對每年證券交易所得四百萬以上者課徵證所稅，政府年增稅收不過一百億元；然而，目前台股市值已然跌掉兩兆多元，這些都是全體大大小小投資人的共同損失。亦即，政府可收的一百億根本還沒看到影子，而股民的口袋已被掏得乾扁；影響所及，民間的消費能力也因此連帶下滑，衝擊市面上的經濟景氣。權衡利弊得失，這樣「福未至、禍先到」的所謂改革，就算有平衡貧富差距的宣示意義，但它橫流四溢的打擊面，究竟有誰受益？
簡單地說，無論改革的理想多高，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其正當性就難僅以「理想」二字自圓其說。這並不表示我們反對證所稅，基於賦稅公平，政府對於不勞而獲者不僅要加強課徵，對於貧富差距問題也須運用決策手段設法平衡。但別忘了，除了溝通，還有手段的取捨、時機的拿捏、利弊的權衡、阻力的化解等更細緻的工作需要處理。如果不能照應這些，只憑一句口號就說要改革，毋寧太過天真。
由此看，油電價格的調整也一樣，陷入了「溢出效應」大過改革目標的泥沼。從環保、能源效率、國際競爭的角度看，台灣的油電價格確實都需要合理化調整；但馬總統將漲價高調定位為「改革」，就難免激起人們對中油、台電經營效率及其高幹坐領高薪的不滿：為何只改革末端價格，不改革內部組織及薪資結構？這是馬總統一腳掉入他自己布下的高貴陷阱。
更吊詭的是，馬政府高調宣布油電雙漲引發的物價恐慌。事實上，近三月來，除了汽油解除凍漲時驟升三‧一元，其後油價連續數周調低，而電價調整更未開始實施；然而，「油電雙漲」卻成了馬政府揮之不去的標籤，乃至民間所有捕風捉影的漲價全都指控政府為禍首。從後果看油電價改革，豈不成了政府庸人自擾而禍延市井百姓？
對台灣而言，改革曾是一個迷人的字眼，但也曾被政客無度濫用到令民眾反胃，如李登輝的憲法改革和陳水扁的二次金改。我們支持馬總統維持他從政的理想，繼續把台灣帶向更好；但我們也建議馬總統，要更謹慎使用改革字眼來形容他的施政。比如說，民眾更渴望看到的司法制度變革，卻缺乏動靜；民眾渴望打破朝野對峙的僵局，卻反而倒退；而油電之類隨市場升降的工作，其實不勞總統插手，卻惹得漫天塵埃；課徵富人稅原有更簡便之計，卻為證所稅搞得股市重創，進退兩難。這樣的改革，無論是溝通失利、手段不當、或思慮不周，都得不償失。
拋卻改革的豪華包袱，把事情做對、做好的機率會更高，也更能贏得民心。
台灣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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