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時說，香港人對1997之後的情況深感憂慮，北京要正視這個問題。聽了麥理浩的擔憂後，鄧小平指出：“如果你覺得香港難治，你應該試試治理中國。”當時，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已經看出中國的處境艱難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美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所著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書，將鄧小平描繪為現在中國的“總經理”角色。
國外求學擴展鄧小平世界觀
傅高義寫道，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訪問北京，向中國新領導層解釋香港前途問題，當與鄧小平見面時，麥理浩指出，香港人對1997之後的情況深感憂慮，北京需正視此問題。聽過麥理浩的擔憂後，鄧小平指出：“如果你覺得香港難治，你應該試試治理中國。”當時，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已經看出中國的處境艱難。
1904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牌坊村的鄧小平，其先祖鄧時敏為清代高官，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向來希望鄧小平也能謀得高官職位。鄧紹昌對於村中事務積極參與，但對家務卻甚少關注。在鄧紹昌因賭博變賣土地、幾乎破產，以及與高官關係搞壞後，鄧紹昌逃往他處，但他仍持續支持鄧小平的教育。與對父親比較，鄧小平對於一手持家的母親則非常敬重。
1919年，14歲多的鄧小平已展現出愛國精神，與其他學生參與廣安縣的“五四”運動遊行，也加入重慶的聯合抵制日本行動。鄧小平本人更寬廣的世界觀，與年輕學子間的國家觀一同萌芽，此刻開始，鄧小平的個人認同與全國上下想讓中國擺脫恥辱、讓中國更強大的心情密不可分了。
到國外求學，更加拓展了鄧小平的世界觀。1919年，15歲的鄧小平與族叔鄧紹聖一同離開廣安縣，到重慶一所留法預備學校就讀。1920年，鄧小平和其他83名學員乘船到法國勤工儉學，他是其中年紀最小的。在法國的巴約（Bayeux），鄧小平曾學習了3個月法語，但隨後由於四川基金會的資金不足，鄧小平與其他學生必須離開巴約，在其他地方找工作，生活相當不穩定。最後，鄧小平到達巴黎。
雖然在法國的中國學生生活困頓，做的是法國人不要的工作，且工作也經常更換，但仍保持對中國形勢的關注，組織各式各樣討論中國政情的團體，在此期間，鄧小平和其他人探索救國途徑和尋找組織。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3年，鄧小平成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周恩來則是該團的書記。在周恩來指揮下的組織中，鄧小平做著各式各樣的工作，但主要負責印製宣傳中國革命的團部雜誌，鄧小平曾被稱作“油印博士”。1924年，此團部雜誌改名為《赤光》，主要讀者是在法國的中國學生，鄧小平也在這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在周恩來手下工作，鄧小平對中共的事業有了更深瞭解，也有更進一步的參與。
1923年，共產黨宣布與國民黨合作；1925年，鄧小平成為國民黨歐洲支部領導人之一。當年5月，鄧小平加入抗議法國政府持續與專制的中國政府合作的行動，年底，抗議行動的領頭學生遭到遣返，鄧小平在團體中的角色也日漸重要。1926年1月7日，得知將被逮捕的鄧小平，乘火車經德國逃到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校方很快發現鄧小平的能力，他被分配在7號團隊——“理論團隊”中，這個團隊裡的學生被視為未來的政治領袖，成員還包括蔣經國、馮玉祥將軍的兩女與一子。
在法國，鄧小平接觸到西方各種社會思潮、馬克思主義，感受到了社會多元化，也實踐了黨組織工作。法國生活也影響了鄧小平的口味——在之後的日子裡，鄧小平喜愛喝紅酒、喝咖啡、吃起司和麵包。
在莫斯科的鄧小平積極學習、嚴守紀律，某些鄧小平在莫斯科時期擁護的觀念，如遵從上級的指示，終其一生都沒有改變。
回到中國，嶄露頭角
1927年1月12日，鄧小平回到中國，曾為馮玉祥工作過一段時間。當年4月，國共合作破裂，隨後鄧小平與新婚妻子、同為中共黨員的張錫媛前往上海，住在周恩來夫婦的隔壁，一同進行地下工作。1927年8月7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於武漢舉行的緊急會議上，負責該次會議的會務工作，第一次見到高大、自信的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還未成為中共最高領袖。
1929年，鄧小平前往廣西，建立紅色根據地、試圖與當地軍閥建立統一戰線。鄧小平的工作反映了在一個快速轉變的政治環境裡領導人的所需技能：處理好與軍閥、當地民衆、黨中央的複雜關係。但之後連連受挫。
鄧小平與戰友隨後發起百色與龍州起義，卻因為廣西軍閥李宗仁返回進行鎮壓，鄧小平的戰友部下傷亡慘重，紅7軍剩下的幾百名官兵只能逃離。在一場戰役中，鄧小平與自己的軍隊走散，鄧小平決定離開紅7軍回到上海。在向中央說明的匯報裡，鄧小平表明自己離開是紅7軍領導們同意的，但他坦承在軍隊仍陷於困境中時離開，這樣的決定並不妥。“文化大革命”時，鄧小平因為這項行為遭到指控。
鄧小平回到上海，探望了即將生產的妻子，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張錫媛隨後因產褥熱逝世，嬰兒也很快死亡。
1931年8月，鄧小平與第二任妻子金維映在黨的安排下來到江西瑞金。經過深入調查，為當地幾百名被當成“特務”、“內奸”的中共黨員和民衆平反。1932年，鄧小平擔任會昌縣委書記。
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相信共產黨應該建立農村根據地，發展壯大後再去進攻城市、挑戰對手。但當時的黨中央指控鄧小平跟隨羅明失敗的政治路線，在這場被稱為“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的事件中，鄧小平被撤職，其妻子也離開他，嫁給鄧小平的指控者之一李維漢。鄧榕指出，在第一任妻子和孩子死亡、與第二任妻子離婚，以及遭受嚴厲指控前，鄧小平是快樂、風趣的人，但之後他變得更為壓抑、更不愛說話。
當時被當作“毛派”而受到處罰的鄧小平不知道，往後毛澤東因為鄧小平的這份忠心，從未允許黨驅逐鄧小平。
1934年，紅軍展開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毛澤東取得了掌管軍隊的權力，為他走向中共最高領袖鋪平道路；鄧小平也重新受到信任。
1936年12月，“西安事件”爆發，張學良、楊虎城綁架蔣介石，共產黨終於在絕境中迎來轉機，國共第二次合作，一同對日抗戰。之後鄧小平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與八路軍主力師129師師長劉伯承並肩作戰多年，並誕生“劉鄧”一詞。1939年，鄧小平與卓琳在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等人的見證下舉行簡單的婚禮，卓琳也是鄧小平往後一生唯一的妻子，兩人育有三女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鄧小平實質上是晉翼魯豫根據地排名最高的領導人，協助整編與國民黨內戰時需投入的軍隊。國共內戰中，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的淮海戰役，是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戰役之一，共投入60萬國軍與50萬解放軍，共產黨還動員了上百萬農民“支前”，運糧、運武器和其它補給品。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總前委書記，負責統合所有50萬解放軍，終於打敗了國民黨軍隊，致使蔣介石對國共戰爭的結果轉爲悲觀。這場戰役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軍力對比上轉入劣勢。1984年，鄧小平在面對“什麼事一生中最快樂時光”的問題時，給出的答案是：內戰期間共產黨以較少的軍隊、較差的裝備克服難關取得勝利的三年。
隨後解放軍渡過長江，節節向南挺近，1949年，共產黨控制大半個中國，鄧小平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培訓官員，發動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階級，毛澤東對鄧小平土地改革的成功大表讚賞，鄧小平還主導了這一區域的經濟恢復。
1952年開始，鄧小平奉調進京，先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長、政協副主席等職務。毛澤東在鄧小平一到達北京時，就表達了對他的信任。當鄧小平在中央擔任要職時，他親眼見到毛澤東如何權衡中國所面臨的議題，以及他的決定如何影響中國，鄧小平也能見到周恩來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和主持中央政府的運轉。此外，鄧小平還有機會瞭解共和國的主要決策模式，並思考重大改變下的框架，這些都讓他在1980年代重新打造中國政經框架時提供幫助。
1957年11月，鄧小平隨毛澤東飛往莫斯科，毛澤東對蘇共理論權威蘇斯洛夫極力稱讚鄧小平，說：“你看到那個矮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前途不可限量。”赫魯曉夫也回憶，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領導層中最有前途的成員。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鄧小平大力支持毛澤東，鄧小平在“反右”中扮演的強硬角色，中國知識份子永遠忘不了。
“大躍進”開始後，毛澤東聽不進官員們的逆耳忠言，許多對毛澤東忠心的人也沈默下來。但毛澤東重視鄧小平和林彪等人，因為他們在公開場合很少出言批評，在毛澤東面前則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鄧小平知道毛澤東的喜好，便克制自己批評毛澤東的衝動，同時忠實遵從毛的指示。不過後來鄧小平曾告訴女兒鄧榕，對於沒有進一步阻止毛澤東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他感到後悔。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在稍後還是逐漸破裂了。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批評“大躍進”蠻幹的失敗，令毛澤東相當惱火。而會議之後，鄧小平持續與劉少奇密切合作。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攻擊劉少奇的同時，也將炮火對準鄧小平，指出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8年，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所有的職務。
鄧小平倒台後，歷經了人生的痛苦時期，“九一三”事件給了鄧小平回到北京的機會。周恩來曾透露，毛澤東考慮的兩個接班人選為林彪和鄧小平，因此兩人敵視彼此是意料中事，鄧榕表示，除了林彪元帥之外，鄧小平與所有元帥都有往來，毛澤東本人也察覺到此事。鄧小平從兒子鄧樸方的口中得知“九一三”事件，鄧樸方則是從短波收音機獲知林彪飛機墜毀消息。然而，鄧小平等了幾乎兩個月，待事件被官方證實後，才有所行動。
傅高義。（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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