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9日星期六

傅作義投共與張東蓀的功勞




《新史記》蘆笛



10月中旬,杜任之得知傅作義因錦州陷落有些苦悶和憂鬱,因找到中共特工關世雄,說他準備策動傅作義與中共和談,要關向中共城工部彙報,並請城工部指示該如何進行。關即表示以後讓崔月犁親自指導這一工作。

此 後杜找到了傅作義言聽計從的高級顧問劉厚同,對之進行遊說。劉告訴他,過去共產黨的劉仁曾經派人找過他,要他勸說傅作義效法吳化文,以“解放”濟南的方式 “解放”北平。他回答那人說,吳化文是投降將軍,傅作義是殺頭將軍,不會投降,那人再沒說什麼就走了。杜乃說,與中共和談“解放”北平不是投降,是起義。 劉最後說,他可以建議傅與中共和談,先在華北組織聯合政府,通電全國推動全國和平,想來傅作義也能接受。杜任之心想,只要願意和談就好辦,那“組織聯合政 府”之類夢話此刻不宜多說。

劉厚同與傅作義談過後,告訴杜任之,傅有意與中共和談,但為了調和雙方意見與將來執行和 平協議,他認為需要有民主黨派參加談判。這說明老傅還是留了個心眼,想讓“第三勢力”作證人,免得日後共黨賴帳。杜任之當即答覆說,這事容易,他去找民盟 中央在北平的負責人張東蓀參加談判。次日他即找到張東蓀,問他是否可以代表民盟作為第三者參加和談。“張東蓀聽了,喜出望外,表示很願意參加雙方和談,促 成和平解放北平。”但他也提出與劉厚同相同的願望,即在和平“解放”北平後,組織華北聯合政府。杜任之以同樣的伎倆對付過去,“我當時認為重要的是在於能 開始和談,只要和談開始,事情是會朝著有利於革命方面發展的,所以也沒有再和他談和平解放北平以後的問題”,隨即打電話給劉厚同,介紹張東蓀去與劉厚同見 面。


傅作義(左一)和蔣介石。


張 東蓀與劉厚同見面後,“有了中間人,劉厚同放心了,他答應轉告傅作義”。此後杜任之向崔月犁彙報了上述情況,並說劉厚同認為與中共和談之後,應通電全國倡 導和平,召開政協會議。崔說,只要和談一開,事情就會演變。至於他們提出要有個民主黨派作為第三者參加,“你已經找過張東蓀了,我很同意。為了鄭重起見, 我再去與他正式接談一下,請他代表民盟參加談判。”次日崔月犁找了張東蓀談話,與張談話後次日即去見劉厚同。劉後來告訴杜任之,崔月犁和他談得很好。(注 40)

傅作義之所以動念叛蔣,是因為私心太重。他覺得老蔣大勢已去,跟老蔣幹再沒前途了,於是想另投明主。這人對共 黨毫無起碼認知(民國的軍人還真像職業軍人,不問政治,不是共軍那種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宗教軍隊),卻拿民國那套“反正”醜劇來套時事,以為他只需發 個通電“易幟”,便能如張學良當年一般,不但能保留私人軍隊,還能在新政府裏分一杯羹。他覺得若按蔣介石的方案部署,主動放棄北平,退守天津、塘沽一線, 那就沒有“向共軍獻出古都之功”了。若是不能抵禦共軍,必須從海道南撤,到了江南後,他肯定要受到蔣介石的嫡系排擠,因此不如另投新主。

即使如此,傅作義仍免不得顧慮重重。據劉厚同說,傅作義老是懷疑中共能否信守談判協定(注41)。此話不假,他過去曾見識過中共的“和談花招”,有過沉痛教訓,因而對中共的德行有一定認識,有他在1946年大同戰役後給毛澤東的電報為證:

“延 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分的衝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 曾於11月24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籲。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 全面戰事乃日益擴大。最近由於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決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後,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採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並不 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於解救大同之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注42)

就是為此,他才會特地提出要“民主黨派”作中人,以此為與中共和談的前提,而促使他最終下定決心的,正是民盟北平負責人張東蓀願意出面做這中人。他曾對杜任之說:“民主同盟是最大的民主黨派,在社會上有名望有威信,有民盟代表張東蓀參加談判很好。”(注43)


就這樣,傅作義終於下定了與中共和談的決心,10月30日夜間12點,他與心腹王克俊密商,決定“需要待解放軍圍城之後,利用內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圓滿地實現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注44)

其 時東北戰事尚未結束,東北共軍尚未入關。共軍在華北的兵力極度空虛,周邊也就只有個楊羅耿(楊得志、羅瑞卿、耿彪)兵團。國軍要南撤並無太大困難,最起碼 不會全軍覆沒,因為共軍根本沒有足夠兵力包圍之,頂多只能追擊騷擾。北平被圍是傅作義蓄意製造的,目的是挾持蔣系國軍跟他一道“走上人民的道路”。若是傅 作義按國防部的建議行事,主動放棄北平,則古都根本就沒有兵燹之虞,並不需要張東蓀那位摩登魯仲連去“片言解紛”,“保全人民古物”。張東蓀寫成條幅“留 示子孫”的,乃是彌天大謊。策反傅作義的戰略意義,根本不是什麼“保全人民古物”,而是使得國府60萬大軍被“抑留”於無用之地,未能在關鍵時刻投入關鍵 戰場,贏得關鍵決戰,致使南中國人民難逃赤禍。
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極度賞識張東蓀“片言解紛”。的確,張東蓀等輩以“第三勢力”面目出現,其作用絕不是中共特工能起到的。(《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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