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派和尚維權 中國文藝兵出征

東方日報

越南在南沙群島又搞小動作，今次將派出六名和尚進駐一些島嶼寺廟，以宣示「領土主權」。越南派出和尚「文鬥」，中國為何不派秀色可餐的文工團征討，將越南和尚俘虜於裙下，徹底擊破越南佔我南沙的陰謀。

南沙群島一些寺廟長期無人居住，越南當局為宣示「主權」，最近對這些寺廟進行修復。這六名進駐島上寺廟的和尚來自越南慶和省，該省代表越南對南沙群島「履行行政責任」，而島上寺廟的整修費用也由該省編列預算支付。

和尚作為出家人，本應四大皆空，無欲無求，如今卻成為越南宣示主權的急先鋒。中國若出動海軍陸戰隊驅趕和尚，勝之不武，易遭國際輿論非議，而一味聽之任之，又將坐視主權流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為今之計，只有出動解放軍中最有殺傷力的無敵部隊文藝兵前往征討，不用槍炮武器，便可得勝還朝。
載歌載舞 四夷賓服

中國文藝兵是全球軍人中最特殊的一群，也是最亮麗的一群，其中官拜將軍者不在少數，唱歌將軍、跳舞將軍層出不窮。這些文藝將軍姿色過人，嗓音超人，舞技驚人，隨便唱首歌、跳個舞，就能讓那些只會唸「南無阿彌陀佛」的越南和尚丟了魂，隨時還俗。

一直以來，社會各界對文藝兵官拜將軍多有微詞，今次正是這些能歌善舞將軍建功立業、洗刷污名的良機，假如亮嗓子便能退敵，扭屁股就能奪島，戰鬥力絲毫不遜於殲二十和二炮部隊，誰還敢說流血的不如唱歌的，賣命的不如跳舞的？今後國家還應該論功行賞，讓文藝兵當中央軍委副主席也沒甚麼奇怪。

毛澤東詩曰，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可惜時移勢易，如今中華兒女多好色，不愛武裝愛紅妝，大熔爐培養出一批「戰無不勝」的文藝兵。今後中國可以派跳舞將軍擋住美軍航母，用唱歌將軍唱退霸佔黃岩島的菲律賓軍隊，令畫畫將軍橫掃佔據釣魚島的日本自衞隊，命笛子將軍嚇退盤據藏南的印軍。如果領土爭端可以由文藝兵解決，中國肯定天下無敵。

當今中國周邊烽煙四起，四海不靖，關鍵是當局沒有對症下藥，假如用本欄之計策，將即將服役的航母命名為「派錢號」，載着大量美金，再讓文藝兵載歌載舞，到處派錢，到處慰問，何愁四夷不賓服，五洲不歸心？

无国界记者：中国压制网络自由

无国界记者组织：中国官方成立4万微博大军在网上传播官方说法和信息。

根据压力组织“无国界记者”所发表的报告，中国仍然是互联网公敌，而且逮捕网民人数最多。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这份报告是纪念“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

此一名为《网民与在线监控和内容过滤的斗争》报告，把巴林和白俄罗斯列入了“互联网公敌名单”。

名单上的国家还有缅甸、中国、古巴、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越南。

报告指出，关闭互联网通路已经成为中国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

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在情况失去控制的时候就会采取这种手段，而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则是最早的“受害者”。

该组织还说，在突尼斯和埃及动荡的时候，“茉莉花”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敏感词，故而被封锁。

报告当中也提到，中国官方向新浪微博之类的民间企业施压，迫使他们雇佣大批人手审批微博的内容，并且实施微博实名登记。

中国还限制了可以连接国际互联网网路的电脑数目。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也提及了“五毛党”，说中国政府出动“五毛党”大军，在内蒙发生卡车撞死牧民引发不满时，大量发出政府宣传言论的帖子。

报告也对2011年当局逮捕网民作了统计，去年全球至少有199件网民被当局拘押的案件，比前一年增加31％，至少还有120名网民仍在监牢当中。

其中胡佳和蒙族维权人士哈达被形容为“假装释放”和软禁，而此一做法也被越南当局所仿效。

BBC

中国外贸赤字表明：经济降温速度超出预料

德媒认为中国的外贸赤字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疲软之快超出专家和中国政府的预料之外

《南德意志报》3月12日写道："多年来，欧洲和美国抱怨中国的贸易盈余太多。然而，局势才一改变，欧洲和美国还是表示不满意。2月份的中国外贸逆差高达315亿美元，这是20多年以来的最大赤字。

"这个糟糕数字来的出人意料，只能部分地以节假日来解释，中国的工厂今年1月份因为过春节关门1星期之久，但是对'中国制造'的商品需求在全世界明显减弱了。"

文章认为，"这个赤字表明，中国的经济降温要比大多数观察家或许还有中国政府所预计的更快。……

"中国虽然想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刺激国内消费，然而从出口转向需要时间。来自汽车业和零售业的信号让人预料中国今年的消费热会明显降温。因此，北京必须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

文章也引述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提醒说，不要对2月份的外贸赤字过于高估，赤字不会长久，今年年底中国会在外贸方面显著增长的。

"2012年会是北京领导人的艰难一年"

针对中国今年1月份的进、出口下降，《日报》3月12日认为，"不久前中国领导人还成功地抵抗若干经济危机，但2012年会成为他们的艰难一年。"

该报说，"温家宝的讲话出人意料，尽管大多数经济专家在预测中仍然认为中国的增长会超过8%，这位总理仅仅给出7.5%的目标，这将是20年来的最低值。

"显然，温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内在问题。特别危险的是房地产领域的局势，面对价格的迅速增长，许多省市政府2011年在特别繁荣的城市限制了购买第二和第三套住房，并且限制了贷款发放。

"然而当局的应对措施显然过了头。虽然房地产价格在最近几个月适度下降，但是建筑业垮掉了，毕竟该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现在，很多建筑公司陷入财务危机。"

文章写道："主要是夏季让许多经济学家担忧，对许多这类企业来说，到6月和7月份贷款到期，可能将证明是坏账。2009年和2010年，政府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大力扩大贷款额，现在可能表明，许多这类资助项目结果是糟糕的投资。

"然而偏偏今年是中共最高层以及国家更换领导人，为了在权力交替时保持国家稳定，现任领导人又在扩大贷款额。在人大会议召开前夕，他们在4个月之内第二次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20.5%，从而向市场投放相当于将近500亿欧元发放新增贷款。对抗通胀在几个月前还是首要任务，现在不再优先。物价迅速回升到4.6%，食品价格甚至上涨超过10%。

"尽管中国领导人目前强调，在经济政策上要集中于内部市场的发展，但还是为外贸备好相当多的方案。《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打算与所谓的金砖四国集团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达成协议今后直接用人民币结算。这将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强化中国货币，以美元为代价。"

报摘：林泉

责编：邱璧辉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又一藏族僧侣自焚身亡，去年以来第26人

据德国国际通讯社报道，西藏爆发反抗中国统治起义53周年之际，一名叫作格培的年轻藏族僧侣自焚身亡。

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周二（3月13日）通报说，格尔登寺18岁僧侣格培于上周六（3月10日）自焚身亡。

每年3月是西藏问题“敏感月”。1959年3月10日，藏人起义抗议中国统治，遭武力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不满中国西藏政策的大规模骚乱事件。

一年来，藏区一再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抗议中国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压制。据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藏族女作家唯色提供的数字，上周六去世的格培是去年以来以自焚形式抗议北京政府西藏政策的第26名藏人。

德国之声

两会，你是否对得起每年的春天？

年年春天有两会，人们曾无比冀望两会。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两会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春天与希望，反而是一次次的叠加失望。本届两会更无长进。

国民与人大代表

大街上，司机也偶尔会谈论两会，多是牢骚满腹，认为两会没有解决老百姓的面临的问题，只是摆花架子开会，弄得满城交通紧张，不是这里戒严，就是那里管制，我一次上午十一点出门，连三环及三环与二环之间，都有多处交通管制，没有会议代表出行，也出现多处管制，令人不解。

两会之前，有司机希望利用两会罢工，想引起两会代表对出租行业的关注，因为出租司机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时间。由于油价与物价上涨，工作与生活越来越紧张。听说带头起事的司机两会前就被拘留，出租司机行业没有自己的工会，也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更没有政协委员，所以只有个别司机通过号召罢工来试图解决自己行业的问题。

我问一位司机，过去有这样的事情吗？司机说，几年前有过，当时也是抓了几个司机，还判了刑。这位司机说，其实那次没有罢工，但政府还是做了许多让步，减免了许多费用，差不多一个月一个人少交七八百元费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应该帮帮那些为我们争取权益的受政府判刑的司机。我能感受到这位司机的良知，但也感受到，他想去感谢那些维权而遭打击的司机，还是难以做到。

而这次，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应，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司机们将获得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就是每月会减少四天的份钱，一天平均二百元的话，也能减少八九百元的份钱，并将实施集体议价方式。

任何社会群体利益受损，都是社会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或者说是没有权利代言人，通过网络检索，我希望在媒体报道或网络信息中，找到出租司机中的人大代表，可惜，没有一条与之相关，也就是说，全国有一百多万辆出租汽车，但却没有专业性的人大代表，全国农民工有一点五亿人，而属于农民工的人大代表，也只有三名。尽管农民与城市市民的代表将实现1：1，如果这个比例中，具体代表数字被官员占用，代表的意义也就被弱化了，或者没有实质意义。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独立参选的公民人大代表，这一条路被行政部门阻断，如果所有的代表都由党政机构内定，这些代表只能是党政机构的外围人员，百姓的声音无法上达，国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

媒体报道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大幅下降：在全部代表中，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媒体无法知晓，减少了三分之一之后，领导干部的代表还占有多少？如果人大代表的数字都是国家秘密，这样的人大代表对百姓有何意义？

所以，不仅要公开人大代表姓名身份，还应该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接待日。否则一年一度的会议，难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平时有效的沟通所代表的社区百姓，提交的议案提案，也是临时作文，无补于世。

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报告中说：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就是要发挥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如果形象地说，全国人大是铺路架桥的，而党的意志则是火车头。我们要问的是，人民在哪里？人民在火车上还是在铁路旁，是一群观望者。如果火车上装的都是权贵，而人民只有旁观的权利，那么，火车的合法性与铺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没有人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们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权贵资本主义。

江泽民时代以来，党不再主张自己的政治意志直接成为国家意志，而是通过全国人大，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予以实施。这一点，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毕竟执政党不再直接干预社会，不再在前台操盘国家行政事务。

但问题是，全国人大如果将自己定性为确保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那么，全国人大就成为虚设的橡皮图章，执政党如果决策错误，如果某些政策法规只体现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那么，全国人大的"确保"岂不是背离了人民的权益？

我们要追问的是，人民的意志在哪里？代表全国人民的权利机构全国人大，在工作报告里，有几处提到了人民的意志与人民的权利？

执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发现人民的精神需要与经济需要，从而制定国策，改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执政党固守自己的权力意志，一厢情愿地代表最先进的思想与文化，替天行道一样，具有无可争辩的先进性，并拥有真理，那么，执政党的政治意志，通过全国人大，转化为国家意志予以实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执政党如果犯错了呢？全国人大也要保证其错误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

由于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将全国人大的职能倒置，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分不清国家权力与自己代表人民的神圣权利。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里说，90%以上的人大代表分不清权力和权利，人大代表的使命是代表权利制衡和挤缩权力，但现在的人大代表却本末倒置，代表权力去压迫权利。最典型的就是要为公民建道德档案，最荒唐的是与领导握手就欣喜若狂，最无耻的是装哑巴或从不投反对票。代表素质如此低下，怎能指望人大代表维护公民权利？

即便是现在的共和国制度设计，也有着三权分立的角色扮演。执政党代表党派权利，作为社会组织，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精神追求，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代表人民，是人民权利意志与精英智囊的合作，一方面它制约或影响执政党，另一方面，它直接决定政府的作为，它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使执政党与政府不至于一体化，不至于权贵合力，使国家经济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

现实的悲剧在于，人大因为既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贯彻执政党的权力意志，又受制于政府的经济拨款，这样的人大就不能成为独立的行使人民权利意志的主体，而成为执政党与政府的一部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机制被模糊了，被消解了，人民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不可能通过代表的选票，来影响国家决策，来影响执政党的权力意志。

汪洋在谈到乌坎村民主选举时，说到，乌坎村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制度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相关规定，完全赋予村民自治与独立选举权，村民选举村长或村党员选举村支书，都是国家制度规定的，完全没有任何创新。但我们却看到，全国人大由于人大代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权利，人大委员长也没有意识到全国人大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要限制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将人民的意志做成国家意志，让政府与执政党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宗教常识。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中国古典艺术观照》等专著多部，长期致力于社会时政评论与网络文化写作，发达网络文章达二千篇以上，获得多家网站年度十大博客奖，及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称号。

德国之声

“干爹”代表与“娱乐化”两会

据《成都晚报》消息，两会上再曝娱乐化新闻，中国模特周蕊在微博上发出一张生日时与一位两会代表“干爹”的合照，目前该微博被删，此代表身份待核实。

3月13日，《成都晚报》报道“新浪微博上又爆‘周美美’，坑出了两会‘干爹’”，号称“中国第一制服美女”的模特周蕊今日在微博上传一张与一名男人的照片，微博内容为：感谢我的生活一直有你陪伴，感谢干爹两会期间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举办生日宴……“照片上的男子腰系爱马仕腰带，脸被一颗红心遮住。随后微博被删，男子身份尚待核实。

该模特早前的微博内容也被网友搜出，其中一条形容超短裙的微博"齐B小短裙"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而淘宝商城也出现以此命名的裙装。一时间，中国模特、两会代表"干爹"、超短裙等被网友拼揍出不同版本的故事，亦有网友期待调查两会"干爹"是否涉嫌贪腐。

评论人士认为本届两会已被网民"娱乐化"，很多戏谑两会的微博和评论等的风头已经覆盖过本应严肃的话题，一位Twitter网友写道：从这几天推文最常见的关键字，可以准确猜出两会的"进度"，"雷锋"表示两会光荣开幕了；"刑诉73条"表示两会出积极成果了，"齐B小短裙"表示两会胜利闭幕了。

两会开幕至今，公众先后关注了政协代表宋祖英皮草大衣和香奈尔高筒靴、恒大主席许家印腰间闪亮的爱马仕皮带等，再到调侃李鹏之女李小琳的"提议为每个公民建立道德档案"的"良民证"之说，及从不投反对票的"赞成姐"申纪兰等。"严肃"的两会内容在微博上被迅速解构成时下流行语或桥段。

网民用"娱乐化"方式消解两会权威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微博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对地方政治和两会都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而网民参与两会分别采用的是维权及娱乐化两种方式："比如《刑事诉讼法修订案》，网民对它进行阻击就是用的维权方式；还有一种看戏喝倒彩的方式，两会代表'干爹'为模特过生日就属于这个方式。从第二种方式来看，微博或网民很容易把两会娱乐化，把它消解成比较负面的形象。将两会变成嘲笑的对象。"

陈永苗认为在这种网民将两会"娱乐化"的过程中，隐含着公众的政治诉求及对政治参与的渴望："两会将网民屏蔽在外面，且两会不能解决民生、政治重要问题的时候，网民就会用间接影响的方式把它消解甚至娱乐化，降低其权威的程度。"

"官方对两会的宣传打了自己嘴巴"

盘点此次两会，陈永苗认为王立军事件贯穿两会，政治权力斗争、两会议题及其他热点问题，在两会成为一个戏台的同时，另外也产生了一处微博"两会戏台"："官方的内容在传播后就到了微博上面，微博本身会把感情色彩、政治立场等揉和进去，再传播时就变成和官方相反的内容。有了微博之后，官方的宣传实际上都是打自己嘴巴。"

从“娱乐化”话题回归两会主题，陈永苗认为本届两会并无新意及可以满足公众的期待，往左往右方向都不会有太大作为：“往左民生方向、向右民主化他们都不会做，说两会是‘花瓶’或‘戏台’，还是比较准确的。”他也认为只有中国民主化后才能改变这一现状：“不要希望现有的政治框架能够往民主化方向发展，经济上的发展也不象西方所希望的那样能带来政治上的进步。”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德国之声

叙利亚屠杀惨烈超出“六四”和卡扎菲血腥镇压

最近叙利亚屠杀的惨烈早已超出中国的六四屠城和前些时候卡扎菲的血腥镇压。为何国际社会还不行动？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中东的政治和宗教纷争远比其它地区复杂，而多数华人对此了解很少。先考虑宗教。在伊朗什叶派占绝大多数。在沙特、埃及等其它国家中逊尼派占绝大多数。伊拉克是什叶、逊尼、库尔德人三派鼎立，什叶派占多数。叙利亚是逊尼派居多(74%)，叙利亚立国时是世俗的社会复兴党掌权，逐步退化为赤裸裸的独裁政权。叙利亚总统海菲茨·阿萨德（Hafez al-Assad，现任总统之父）属于Alawi派，一个从什叶派分出来的穆斯林小派别。逊尼派与什叶派互认为异端，它们又都认为Alawi是异端。

叙利亚军队残酷镇压民众是有先例的。海菲茨·阿萨德1971年上台以后叙利亚成为独裁国家。逊尼派在叙利亚占74%，其中多数当然不满被逊尼派认为异端的Alawi派统治。穆斯林兄弟会在80年代初曾经在叙利亚一些地区相当强大。穆斯林兄弟会属于逊尼派，起源于埃及，是重要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组织之一。50-60年代时穆斯林兄弟会里学者Sayyid Qutb在穆斯林激进派中影响很大。现在盖达的头子Ayman Zawahiri的意识形态就是从Sayyid Qutb来的。阿萨德政府感到1982Hama城的强大穆斯林兄弟会是个威胁，下令镇压。1982年叙利亚军队在Hama进行了大屠杀（Hama massacre），广泛认为这是截止最近阿拉伯世界最惨烈的屠杀案。大约有一万至四万人死亡，多数是无辜的民众。叙利亚军队在有些区不管男女老幼一起歼灭，甚至社会复兴党干部也有被误杀。【1】有关于Hama大屠杀的一些介绍，我当时读了以后非常震惊。现在电视新闻有时播放叙利亚军队用坦克大炮袭击城市居民区，使人立刻回想起Hama大屠杀。

叙利亚在国际上有两个盟国或朋友：俄国和伊朗。俄国在历史上与叙利亚有着悠久密切的关系。著名中东历史学家Bernard Lewis在【2】里对此有深刻揭示，现简述如下。叙利亚现在执政的社会复兴党（Baath Party）根源是纳粹和苏联。1940年时叙利亚是法国的领地。法西斯德国侵占法国以后，占领区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戴高乐在国外成立了一个抵抗政府。当时的法国帝国各地区政府可以选择希特勒德国属下的傀儡政府，也可以选择戴高乐的抵抗政府。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地方政府选择了傀儡政府。叙利亚社会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是这时得到建立。社会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把纳粹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东，它强调泛阿拉伯主义，国家主义，和某种社会主义。战后，社会复兴党的领导们很容易就把党从纳粹的形式改变成共产党的形式。社会复兴党不是像西方政党那样为争取选票和赢得选举的党，而是像纳粹和共产党一样致力于洗脑， 监视和压迫。后来冷战时，苏联与叙利亚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现在，虽然俄国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与社会复兴党没有联系，但是俄国在国家关系上仍与叙利亚关系很好。例如，俄国仍是叙利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阿萨德政府基本上是独裁世俗政府，与俄国的关系是利益关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朗曾是最恶劣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不仅与西方为敌，也威胁其它中东国家。萨达姆为什么要打伊朗？一部分原因是教派不同（萨达姆是逊尼派，伊朗基本上是什叶派），一部分原因是萨达姆自己想成为统一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萨达姆的理想是成为当代的萨拉丁。既然许多中东国家都惧怕伊朗，萨达姆想我如果打败伊朗，我不就可以称王了吗？当时，沙特、科威特等在两伊战争中都支持萨达姆。一方面因为都是逊尼派，一方面它们惧怕伊朗的威胁。美国等西方支持萨达姆不是因为萨达姆是好人，而是打算在伊朗和萨达姆两害之中取其轻。当然，西方在萨达姆用化学武器时没有强烈谴责他在道德上是一大污点。萨达姆在长期两伊战争以后无法还借科威特、沙特等的钱，就明目张胆出兵吞并科威特。这使世界各国无法容忍，引起90年的海湾战争。

海菲茨·阿萨德也曾经支持过恐怖主义，但没有伊朗恶劣，而且也没有伊朗那么有钱和石油。这是为什么小布什总统不把叙利亚包括在邪恶轴心国内的原因。阿萨德政权在反恐战争中还和西方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要知道阿萨德政权与伊斯兰主义者也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上面所说的Hama大屠杀就是针对伊斯兰主义者。据报道，中情局的Rendition还有把恐怖主义嫌疑分子送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大概会对这些恐怖嫌疑大施酷刑。其实埃及，利比亚，沙特，约旦等都有施酷刑的事例，至少是有这种嫌疑。

伊朗支持叙利亚主要是地缘政治。伊朗有野心领导伊斯兰世界，至少领导中东。霍梅尼发起的极端伊斯兰革命在中东民众中有很大影响，但是伊朗政府在中东各国中几乎没有朋友。伊朗除了在黎巴嫩有很大势力以外，唯一的中东朋友大概就是阿萨德政权了。虽然阿萨德政权有上面的屠杀平民的劣迹，西方还是与阿萨德政权保持一定关系。主要原因是中东政权是一个比一个残暴。以前我以为斯大林毛泽东是凶残的极端了。了解中东以后，才知道许多中东的暴君比斯大林毛泽东还要残忍得多。阿萨德在这些暴君中还不是极品。

这次叙利亚的民主运动遭到阿萨德政权的残酷镇压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小阿萨德只不过是沿着“既定方针”去办而已，即重演以前Hama大屠杀。当然我还是相当失望，因为受过西方教育的小阿萨德可以比较开明。这次镇压与以前至少有几点不同：（1）这次会有伊斯兰主义者参与，但是多数民众应是民主派。（2）上次Hama大屠杀外界来不及作出反应就结束了而这次是慢动作。（3）时代进步了。世界各国难以容忍重演这种大屠杀。现在来看中东国家的一些反应。伊朗坚决支持阿萨德。首先，阿萨德政权是伊朗的基本上唯一的盟友。伊朗的国家利益促使它支持阿萨德。其次，阿萨德政权杀的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伊朗不会同情。阿联这次在利比亚民运和叙利亚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以前阿联只是一个社交平台，基本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中东国家践踏人权普遍存在。但是这次阿联划了一条底线：明目张胆用军队镇压平民不能接受。这是一个重要进步。阿联国家中间，沙特，卡塔尔站在反阿萨德最前列。其实它们以前与阿萨德政权的关系也还可以。教派在它们的这次考量中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逊尼派国家不能看着阿萨德政权屠杀逊尼派穆斯林不管不问。伊拉克上一次在阿联谴责叙利亚的议案上投弃权票是惧怕叙利亚危机蔓延到伊拉克。叙利亚危机具有很大潜在爆炸性。这在下面还有谈及。

既然谈到沙特，应该简介一下有相当影响的Wahhabism。限于篇幅，我只介绍一本书：Charles Allen, 《God's Terrorists》【3】。这本书描述了在伊斯兰世界有巨大影响的Wahhabism的起源，如何在沙特成主导，传播到印度次大陆，导致塔利班，盖达等激进组织。书中也讨论沙特通过石油金钱在世界上资助许多Wahhabism学校。书中一直联系Wahhabism与伊斯兰圣战。一方面这本书易读，有许多一手资料。另一方面这本书够不上高质量学术文献的水平。例如，我以前有一篇关于原教旨主义的文章【4】。一流学者在原教旨主义上不会搞错，但【3】的作者就不清楚这个概念。（当然我也曾看到过美国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搞不清这个概念的。）【3】的有些地方也不够严谨。

另一个与了解沙特相关的是西方政治术语问题。有些没有脑子的人动不动就把西方的自由派，保守派，左派，右派，neocon等等套在中东政治上。诸不知这些西方的名词根本不适合于中东政治。大家应该知道西方的政治名词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即使把美国的政治名词搬到澳洲也很可能闹笑话。例如澳洲的Liberal Party是保守派，比较右的！Labor Party是比较左的。大陆来的许多人学会了共产党的戴帽子打棍子的恶习。我先准备好现成的帽子，对一个人、团体、派别找到一顶看来可能合适的帽子给他戴上，然后有一套批判攻击的办法。有些西方人也热衷此法因为它简单。但是，西方的这些帽子不应该用在中东政治。要正确分析中东形势，首先要用Top-down分析。即从宗教出发，了解正统、异端，然后考虑历史发展，接着考虑政治现状，也参考地缘政治。有人指出沙特非常保守，又是Wahhabism占主导。但是不能用西方的政治术语和思维方式来分析沙特。沙特的Wahhabism不一定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即便是穆斯林兄弟会也不一定导致恐怖主义，埃及就是一例)。911以后在小布什和莱斯的推动下，沙特也在进行缓慢的政治改革，现在至少在口头上提倡民主。我们绝不应该用西方社会标准来衡量沙特政治，例如妇女开车，妇女就业，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在这次阿拉伯之春，沙特的办法是胡萝卜加大棒。沙特在阿拉伯之春初就发钱收买民众。另一方面沙特有高压，有安全部门使民众不易抗议。沙特出兵巴林可能有几个原因：（1）支持逊尼派掌权；（2）向什叶派抗议民众示威，防止事件扩大；（3）可能还有统治集团私人关系。巴林的事件没有闹大。不管怎样，沙特的行动表示它反对军队残酷镇压民众。

现在回到怎样处理叙利亚危机的问题。叙利亚危机十分棘手。叙利亚与利比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利比亚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反对派组织可以交涉支持，而叙利亚现在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组织。第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背景在叙利亚比利比亚严重。参上面的Hama大屠杀。除非反对派澄清这点，西方很难愿意支持。第三，宗教派别使问题复杂。利比亚则无此问题。盖达宣布支持也使叙利亚问题更复杂。第四，最重要的是外界军事干涉叙利亚可能使冲突大大扩大。根据上面的讨论，读者应该可以理解伊朗不会对一个主要盟友倒台袖手旁观。伊拉克由于是邻国又有复杂的宗派成分也很有可能卷入。黎巴嫩很可能卷入因为其各派利益与叙利亚政治有紧密联系。沙特也可能卷入。第五，利比亚处于中东政治边缘而叙利亚处于中东政治中心。第六，西方民众对于穆斯林国家的军事行动已经疲劳。这里讲讲土耳其。土耳其与叙利亚原来关系良好。但是这一次土耳其强烈谴责阿萨德的镇压。这与阿联的反应类似。但是土耳其军队无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不能胜任对叙利亚的军事干涉。第七，由于俄国和中国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难以授权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注释：
【1】 Judith Miller, "God Has Ninety-Nine Names", Simon & Schuster, 1997.
【2】 Bernard Lewis, "Faith and Pow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98-199.
【3】 Charles Allen, "God's Terrorists: The Wahhabi Cult and the Hidden Roots of Modern Jihad", Da Capo Press; 1st Da Capo Press Ed edition, 2007.
【4】 韩家亮：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0866

作者：韩家亮，原载: 华夏快递

俄总统的豪宅和他太太的基金會

《明鏡月刊》孫越


　　豪華別墅是小梅的？

　　俄羅斯人喜歡奢華，作為一國之君的梅德韋傑夫（以下簡稱小梅）和伺機再度登基的普京，生活更是窮奢極欲，他們在俄羅斯和世界各地坐擁二、三十座豪宅。最近一段時間，有關小梅和普京腐敗的房地產醜聞與日俱增，今年春節前後，莫斯科有富商證據確鑿地舉報普京總理，說他在黑海之濱的山區通過“腐敗、受賄以及挪用公款”等方式，為自己建了一座造價6億英鎊的意大利宮殿。最近，又有人投訴總統小梅，說他在距莫斯科500多公里的伊凡諾夫州的伏爾加河畔，一個名叫米羅夫卡的小村莊裡投資興建了一座超級豪華別墅。

　　話說伊凡諾夫州的米羅夫卡村森林茂密，伏爾加河水清澈，蘇聯時期依林傍水修建了一座結核病研究所，起名“清水潭”，蘇聯時期，研究所除了從事研究之外，每年還接待一些工會組織或者醫務室安排的病人前來療養。蘇聯解體以後，雖說療養變成了商業化運作，免費治療被收費服務取代，但是“清水潭”的科研和運作資金也還是時常捉襟見肘。
　　2011年5月的一天，研究所領導突然接到有關部門搬家的通知，並被告知要拆除“清水潭”，因為與“清水潭”比肩相鄰的“切爾涅維赫”莊園舊址，被列入俄羅斯文化保護遺產，莊園修繕已經完工，目前正在進行環境整治，方圓若干平方公里之內，不得有“清水潭” 這樣的“違章建築”，所以它被列入強拆範圍。消息傳來，“清水潭”上上下下群情激奮。伊凡諾夫州州長米哈伊爾公開說：“這座莊園舊址上蓋的可是聯邦總統辦公廳的房子！”負責為該建築做電力保障的SVEL集團公司工程師也證實，確實有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廳的人監督施工。不過“清水潭”還是就強拆一事給聯邦衛生部寫信，表示不滿。

　　實際上，這個莊園的持有人並不是總統辦公廳，而是劃在伊凡諾夫州的“禮品”基金會名下。該會於2009年便買下了“切爾涅維赫”莊園舊址，之後開始進行改建和翻蓋。莫斯科《對話者》雜誌2011年披露，“禮品”與總統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2011年1月曾經租用小梅名下的“伏爾加”別墅的總統專用水域，一般機構鮮有此殊榮。故而有專家分析，“禮品”基金會是專門用來給克里姆林宮打掩護的機構。還有就是小梅原計劃在黑海禁獵區修建一幢總統別墅（也有人說是一座私人康體中心），因為施工需要大量砍伐而遭遇環保人士的抵制，總統雖然最終沒有入住這家豪宅，可“禮品”基金會最終以租賃的形式擁有了它。

梅德韋傑夫被爆腐敗。

“禮品”基金會的冰山一角

　　最近，經過一些私家偵探的瞭解，“禮品”基金會的冰山一角終於浮出水面。該會於2006年11月3日註冊，它不僅是米羅夫卡村總統別墅，也是黑海禁獵區總統別墅的投資方。資金來源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銀行，而負責撥款的銀行副主席葉里謝耶夫（Илья Елисеев）不僅是“禮品”基金會的觀察委員會主席，更是小梅的大學同窗。與其說葉里謝耶夫發跡靠的是當上了“法律中心”總裁，不如說，他那時還受命兼任小梅控股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律師。他一方面出任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銀行行長，一方面還是布拉戈維申斯克鋼筋廠股份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這個廠為天然氣公司等客戶生產石油輸送管。

　　再說，“禮品”基金會主席是葉里謝耶夫的得意門生波良斯基（Филипп Полянский）。他不僅擁有一座金屬工廠，還授權建造和管理着與小梅有關的總統別墅“大烏特里謝宮”，同時擁有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多家大型商務中心。深入調查，更有驚奇，原來“禮品”基金會與俄羅斯第一夫人，小梅太太斯維特蘭娜（Светлана Медведева，以下簡稱小梅太太）的“俄羅斯社會文化倡導”基金會的註冊地址，竟然是同一個門牌號碼！難怪有人作出如下推斷：修建豪宅是總統自己的主張。“禮品”基金會曾經遭遇追查，自然毫無結果；“俄羅斯社會文化倡導”也巧妙地回避了蓋豪宅的指責。

　　小梅太太和俄羅斯不少知名基金會都有瓜葛。比如說，她就出任著名的“俄羅斯青少年精神道德文化”基金會監察委員會主席，這家基金會出錢的是歐洲金融投資公司總裁沃洛金（Валерий Володин）。特別是“康斯坦京諾夫國際慈善基金會”主席亞夫尼克（Геннадий Явник）與第一夫人關係過從甚密。亞夫尼克基金會主要靠俄羅斯中央銀行、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等企業的贊助，來修繕隸屬於總統辦公廳的官邸和宮闕。有人提出質疑，小梅太太和亞夫尼克是否動用過善款修繕總統豪宅？嗚呼，這種質疑在今天的俄羅斯哪會有結論！（《明鏡月刊》第18期）

李延明：排除阻碍，推进民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澄清几个学理问题

民主的基本学理早已被众多学者多次阐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已经成为常识。然而，在我国仍有不少人对民主的基本理念不甚明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曲解。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然会阻滞我国的民主建设。因为很多道理过去已经讲过，所以这次针对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说法，只强调其中的几点。

一、民主的“主”是主权，而不是次权。

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一书中指出，权力是凭借物质力量在社会有序结构中运行的人对人的精神性强制支配力 。权力运行于其中的有序结构是一个系统，即权力系统。各种权力在系统中分层分类配置。在这种有方向的有序结构即有方向的系统中，必然会有一种权力处在起点的位置上。没有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整个系统便无所依归。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就是主权。“主权”是同“次权”相对应的。没有其它权力，主权也无从与之区别开来，从而也就没有意义。由于处在起点位置，所以主权最终产生并决定该系统内的其它一切权力，却不被其它权力所产生和决定。

主权具有以下性质：一、不受限制性，即不受其它任何权力限制，是最高的或最终的权力。二、不可分割性。三、唯一性即排它性。四、不可让与性。主权不因时间流逝或不行使而消亡。

掌握主权的人是主权者。

治权，即管理权，是次权的一种。当主权掌握在君主或者寡头手里时，主权同治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主权者可以同时是最高行政管理者。当主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时，情况就不同了。除了小国寡民的场合以外，行政管理者只能是公民中的少数人，绝大多数公民只能是被管理者，而不能是管理者。

公民全体集合起来选举代表管理公共事务时，无疑让渡给了代表一定的权力。这就像主人让渡给管家或仆人一定的权力一样，全体公民所让渡出来的只是治权，而不是主权（如果连主权也让渡出去，自己就不再有让渡什么权力的资格了）。因此，当主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时，主权同治权是分开的，全体公民掌握主权，而政府掌握治权。政府受主权者的委托，执行主权者的意志，只是主权者的代理人。

由此可见，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主”中的“主”指的仅仅是主权。“民主”不是“民治”。民掌握的应是主权，而不是治权。民治并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除了与全体公民一起共同享有主权以外，公民个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当某个公民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权力时，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机关，即全体公民的公仆。在民主制中，选民不是对一切事情都做主，而是只对由哪些人执政这件事情做主 。做完这个主以后，具体的事情就交给由选民们挑选出来的公仆去办理了。在这个场合之外，公民只是被管理者，必须服从国家机关的管理。只有具备对执政者的挑选权，才能具备对执政者的监督权。

有人把“民主”同“民治”相混淆，嘴上说要“民治”，好像要给民比主权更多的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中却以“领导”为名替民做主，盗走民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民治”主张不过是对民的“忽悠”。

二、主权只有对内方面，没有对外方面。

按照多年以来流行的辞典和教科书的说法，主权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方面的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受其它国家或实体干涉，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 。具体说来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权和平等权（包含处理自身内部事务的自由在内），是说这两个权不因国力强弱而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大小的区别。我认为，独立权和平等权属于“利权” 范畴，而不是“权力”范畴。严格地说，对外方面的“主权”即独立权和平等权其实并不是主权，充其量只是自主权，即相对于其它主体而言，有对自身事务做决定的利权，其中包括自身同其它主体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同一个权力系统内，才会存在主权同次权的比较，因而也才会有主权存在。而不同的主体，特别是独立和平等的主体之间，只有利权关系，并不存在权力关系。独立权和平等权同主权概念实际上是不相干的，不相容的。把这两个权即独立权和平等权称之为“主权”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不同的主体彼此交往，发生关系时，并不以其内部主权位置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平时所说的“拥有主权”的国家既可以是民主制的，也可以是君主制的，就可以明白作为对外方面的“主权”概念与政治体制即国家管理形式完全没有关系。因此，在辞典和教科书中所说的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存在，主权只有对内方面 。

三、民主的核心是票决，与票决互为表里。

在人民主权制度中，因为全体公民只有集合在一起时才是主权者，所以公民只有全体集合时才能够行使主权，通过表决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组成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民主制又被称为共和制，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民主制是从主权位置的角度对主权在民的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而共和制则是从主权实现途径的角度对同一种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

在自下而上的逐级授权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是选举出来的。而在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则是选拔出来的。一个是下面的人往上“举”，一个是上面的人向上“拔”，区别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意义上，把共和制说成选举制，把君主制说成选拔制，也是过得去的。

因为公民实现主权除了集合到一起投票表决外别无它途，所以，民主与票决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票决就没有民主，或者说不是民主。不论民主还有多少原则和方法，票决都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民主程序是实现民主的不可缺少的操作性环节。有人把民主说成“少数服从多数”，虽然不够全面和准确，但的确是抓住了要点。“少数服从多数”正是投票表决中最重要的原则。

在票决时，如果候选者之间不存在竞争，普天之下，只此一家，让选举者没有做其它选择的可能，那么，选举即便存在，也没有实际意义。
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当需要建立权力机构时，并不是实行票决，而是各个利益群体通过搏斗，自行抢夺权力。谁胳膊粗、拳头硬、嗓门大，谁就掌权。这不是民主，更不是什么“大民主”，而是弱肉强食。当然，说“弱肉强食”，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权力机关成立需要经过上级批准，就全国范围而言，归根到底由元首做主。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使中国陷入官僚特权阶级改朝换代的治乱循环中。

四、民主是关系性事物，而不是实体性事物，不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

在我们国家，经常可以听到“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说法。这样的概念能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民主究竟有没有阶级性？我认为，作为国家管理形式，“民主制”同“君主制”都属于关系性事物。而享有主权的人即主权者则是一种实体。关系与实体是截然不同的范畴。实体具有属性，主权者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等。而关系只有类型的区别，没有属性的区别。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即实体间相互位置的关系性概念也是没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等属性的。只要是真的民主，而不是假的民主，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主权者由哪些人、哪些阶级组成，都是主权者通过投票表决决定由哪些人来做自己的公仆，也就是说决定由哪些人来执政。当前人们以“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斗争，实质是对主权者地位的争夺，也就是谁应该享有主权，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社会部分成员，还是社会全体成员？如果根本不承认主权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投票选择公仆这个基本原则，那就不是要“这种民主”还是“那种民主”的问题，而是根本反对民主了。

宣称民主有阶级性，有两类原因，一类是在学理上没有弄清民主属于关系性事物而不属于实体性事物。另一类则是害怕民主，用给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方法来根本否定民主，而不是仅仅否定其中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在我们国家，在不少人中，还有一种以“阶级”划线的思维定势，按照这种思维定势，一个事物只要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就是好的，就是正义和真理；一个事物只要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就是坏的，就是邪恶和谬误。在这些人营造的舆论氛围中，把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标签，不过是一种拒斥民主的手段，是一种反民主的手段。

某些人一方面强调民主只能由部分阶级享有，自己天经地义属于这个范围，而与自己持不同政见者不应在这个范围内；另一方面对我国大陆实际存在的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对立却视而不见，拒不承认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实际上从对民主“阶级性”的强调和对阶级对立真实状况的否认两个方面维护了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

五、“党内民主”不能成立。

现代民主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的权力是全体选民自下而上逐级授予的，最终来源是公民生而自有的人权 。现代民主国家犹如金字塔，全体选民为塔基，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为塔尖。它的形成方式是自塔基向上生长，逐级缩小。在这种社会组织中，上层依附于下层。而政党则是以发起建党的少数公民为基点或核心，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自内向外、由小向大地形成起来的，外层组织的利权由内层组织授予。外层依附于内层，也就是下层依附于上层，否则外层就无法吸附到这个组织上，无法成为这个实体的组成部分。政党形成的这种方式折射到组织制度上，就是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政党在建立时和建成以后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选举是不能同这种生长方式相抵触的，因而是从属于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度的。

除了创始人以外，政党成员在党内的利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入党手续，接受先行在党的人制订的党纲和党纪，放弃公民的部分利权以后，向先行在党的人换来的，因此并不具有原初利权的性质。这种利权只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发表意见的利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说法不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从来没有“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的规定，也就是说，党员在党内并不是主权者。既然党员没有主权，“党内民主”自然就不存在。鉴于政党滚雪球的生长方式，“党内民主”的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

因此，“先搞党内民主，后搞人民民主”的说法不过是对民主进程的一种延宕。

六、再戳几个“肥皂泡”。

除了“党内民主”以外，还有几个关于“民主”的流行说法也属于“民主”问题上的“肥皂泡”。

例如，人们常常把“兼听”、“纳谏”、“群众路线”说成“民主”。实际上，兼听、纳谏、群众路线在民主制中可以用，在君主制中也可以用。在民主制中，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利权，不存在让不让人讲话的问题。而在君主制中，就有一个让不让人讲话的问题了。让人讲话，既可以“让”，也可以“不让”。讲了以后，采纳不采纳，并不由讲话的人决定，而是由“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 或者“兼听、纳谏的唐太宗”决定。

人们平时还有“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学术民主”，以及“社区民主”、“乡村民主”、“城市民主”、“企业民主”等等提法。前一类是根据活动的领域命名的，后一类是根据活动的主体或者场地命名的。这些究竟是不是民主呢？我们只要用“主权”概念加以对照，或者“测试”，就可以迎刃而解，一目了然。所谓“经济民主”，不过是账目公开。所谓“军事民主”，不过是在军事问题上允许大家发表意见。这些都同“主权在民”没有关系，同主权在哪里没有关系，因此都不是民主。“学术民主”，不但于学术无益，而且于学术还有碍。因为真理并不以认识它的人数的多少为依归，众口一词可能是真理，也可能不是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有可能扼杀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只能实行学术自由，而不是学术民主。根据主体或者场地而命名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要看组成主体的成员或者在场地中活动的人是否拥有原初的利权，看它是利权在先，还是契约在先。按照这个标准，“社区民主”以及“乡村民主”、“城市民主”，主体或者在场地中活动的人即社区居民、村民、市民，其利权是只要居住在该地就无条件享有的，不需要一个外在的另外的主体赋予他，其利权具有原初的性质，因而“社区民主”、“乡村民主”、“城市民主”可以成立。前面说过，党员的利权没有原初性，需要通过契约获得，因而“党内民主”不能成立。同理，企业雇员也是经过雇佣契约获得利权的，这种利权是企业主 赋予的，内容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发表意见的利权。因此，“企业民主”的概念也是不能成立的。


二、从“替民做主”转向“由民做主”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我们党多次表达过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愿望。这一点，从20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言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努力所形成的惯性的作用下，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顺理成章地把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及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这种原则，全体公民是主权者，谁执政要由全体选民决定，而不是凭借武力自我决定。可以说，写进根本大法的这些内容已经为我们国家铺就了一条民主的轨道。

然而，我们党自身并不是循着这条轨道上台执政的，而是循着丛林法则的轨道，“狮王争霸”，通过暴力夺得统治权的。我党的全国性执政权力并不是选民赋予的，而是自己从国民党那里夺来的。我党夺权时，国家主权并不在选民手上，而是在国民党手上。我党夺到手的既包括治权，也包括主权。

暴力的轨道同民主的轨道没有交汇点，因而沿着暴力轨道不会自动滑上民主轨道。要想转换轨道，需要有一个“搬道岔”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拿到国家主权的政治集团把主权交给全体公民，自己则作为申请执政的政治群体之一听候全体公民的选择。

我党在夺权成功以后，按照《共同纲领》和随后制订的宪法，理应把主权交给全体公民，从而把国家从暴力轨道移置到民主轨道上。然而，国内形势这时候同国共决战前相比已经完全倒转，已经不存在足以迫使我党交出刚刚夺到手的主权的制衡力量。是否交出主权，完全取决于我党自己的意愿或者说觉悟。

事实表明，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党并不想白白放弃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夺到的国家主权，并不想放弃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权，把它交到自己一直声称为其利益奋斗的选民手里。于是，就沿袭历朝历代和国民党的老路，“打天下者坐天下”，自我决定执掌政权。
那么，我党已经承认了民主原则并且把它写进了《共同纲领》，怎么才能使行与言看起来和谐一致，至少不冲突呢？我党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是宣称“人民”既不是居民，也不是公民，而是同我党站在同一立场的人群。因为这样的人群只占公民的一部分，因而并不是公民的全体。二是宣称人民必须由精英加以领导，我党就是这样的精英集团，并且是唯一正确的精英集团。三是宣称我党没有与人民不同的自己的独立的利益，因而我党掌握主权就是人民掌握主权。

于是，一方面，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要通过选举产生，另一方面，实际上这些人员完全由我党的组织部门选拔和管辖，只不过有时直接由我党委员会任免，有时又经过一下选举程序而已。即便选举，也由我党的组织部门操控甚至包办提名，不允许竞选，不搞差额，甚至不搞秘密投票，使“被选举人”的命运完全不受选民控制，几乎与选举无关。因为“被选举人”的权力实际上来自我党委员会及其组织部门，他们“当选”后自然只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选民在他们眼里等于零。因为选民心里明白自己在被当猴耍，所以对这种假选举不感兴趣，而这对于我党来说又正中下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在建政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党委员会直接以自己名义向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下达行政指令，也就是直接行使行政权。不但如此，而且我党县级以上机关还设有政法委员会，对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直接管辖，审查和批准重大案件，对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直接干预。

我党的委员会事实上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部分。国家的各级立法机关事实上成为贯彻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表面上对国家各级立法机关负责，而实际上贯彻执行的也是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长期以来，由于同级人代会像政府一样，执行的也是我党委员会意图，所以政府对人代会意志的服从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实际上服从的并不是人代会，而是我党委员会。

因此，在我国大陆，我党是实际主权者，而全体公民则是虚名主权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提出并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代表的产生方面，逐步把直接选举的范围从乡一级扩大到了县一级；在选举中减少了等额的做法，增加了差额的做法；我党掌控的选举事务机关在推荐代表候选人之前注意了预先听取选民意见并据此调整所推荐的候选人。党委在任免人大常委及其首长、任免政府负责人时，注意了履行法律手续，名义上最后由国家机关决定。可以说，在落实宪法承诺，实现民主方面有一些进展，但是步伐并不大。

因为党外公民无权对党内事务置喙，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一种我党可以管辖党外公民的事务，党外公民却对我党事务无法干预的单向作用机制。就像几千年来官府可以管治平民，平民没有反制官府的任何手段一样，平民阶级除了暴力造反换一个官府集团以外，已经别无它法。

由此，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我们跟在列宁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这里，除了把选举搞成假的以外，结社自由特别是建党自由被取缔了；公民申请进行的游行示威几乎从来不被批准；出版自由实际上掌控在我党的宣传部手里；公民能够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要由我党的宣传部决定；公民能够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能够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要由我党的宣传部和警察机关决定；实现宪法赋予公民利权的要求成了一种非法的事情；甚至民间讨论宪法修改事宜也被我党和政府当成非法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主人”无权对宪法说三道四。如此等等。可以说，在民主的虚假性上，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我们又宣称，这种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高得多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已经好到了头了，只剩下完善了。我们虽然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宣称自己建立的是党国，但是事实上却用党国思维在建国和执政。为了保障这种党国制度，我党曾经多次发动政治运动，对于企图质疑、动摇、挑战这种制度的思潮和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镇压。

在我们这里，主仆关系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因为官员们的命运不由选民决定，而是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通过“暗箱操作”自我决定的，所以，他们在选民面前就无所顾忌，什么事情都敢干，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成为不治之症。

当前，社会全体成员与国家管理人员（执政者）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仆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若想把国家管理人员变成全体公民的公仆，只有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主要就是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命运。如果执政者不依赖于被管理者授权，不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而是凭借实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就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达61年的今天，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不能挑选仆人，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不能兑现，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在民主共和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大选挑选和决定执政者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公民对于自己无权挑选执政者、对官僚特权集团无可奈何的现状越来越难以忍受了，迫切要求收回宪法所规定的主权。

然而，官僚特权阶级不但尝够了其命运不由选民决定，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甜头，而且，几十年来欺侮、压迫平民阶级，干了许多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已经积怨难消。一旦放开大选，很有可能落选下台。那时候，不但失去特权，而且其中的腐败部分很可能受到清算，同健康部分剥离开来。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他们千方百计阻止公民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主权。这样，他们就成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阻力。

双方僵在这里，使我国民主建设陷于困境。
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区别在于是“吃敬酒”还是“吃罚酒”。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按照宪法要求，把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命运交到选民手里就行。落实宪法承诺，把主权即对执政者的选择权还给全体公民是唯一出路，此外不可能还有第二条出路。

我党只要真的是立党为公，像自己宣称的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难事。主动这样做，会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不经动荡，国家就平稳有序地过渡到新体制，迅速发展起来。

如果官僚特权阶级不肯放弃特权，死扛到底，那就只能导致暴力革命，最近这些年层出不穷的瓮安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已经预示了这样的前景。一旦发生，对于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社会经济的维持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极为不利。如果那样，我们不但会被历史抛弃，而且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我们总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假民主，是坏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国宪法中已经写明的东西自己不肯实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搞真民主、让我们自己的公民真的享有宪法第35条写明的那些利权、让我们的选民真正能够通过大选挑选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呢？

可以预见，在推进民主时，民主的受益者会努力促成落实宪法承诺，而民主的受害者会努力阻止落实宪法承诺。因此，落实宪法承诺会有一场阶级斗争，也就是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它必然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希望的只不过是这场斗争能够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和平地进行，不至于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震荡。

作者：李延明

亚洲为何需要知名品牌？

手头现金充裕的亚洲企业在世界各地大肆收购资产之际，有一个问题也日渐凸显出来──亚洲以外没多少人听说过这些收购欲望强烈的亚洲公司。

宏达电是除日本以外的亚洲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全球知名品牌。
花旗集团（Citigroup）说，缺乏品牌知名度是亚洲公司面临的不利因素之一，因为尽管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处于30年来的最佳水平，但缺乏强大的品牌却使他们的定价能力比较弱，导致他们只能扮演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

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15年中亚洲企业的利润率不断降低，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利润率方面却屡创历史新高。

除日本以外亚洲地区的企业中，真正能被世人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和LG电子（LG Electronics）等几家韩国企业以及台湾的宏达电（HTC Corp.）。

花旗集团说，亚洲公司今后自然会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购买西方品牌、通过向增加值曲线的上方移动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亚洲企业迄今为止在并购方面的表现一直很保守，自2001年以来他们所支付收购款的平均溢价仅为16%。这是因为亚洲公司本身已经在高增长市场上经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为增长型资产支付溢价，亚洲公司转而选择了收购较便宜企业的所谓价值型投资方式。

但如果亚洲企业想从佐丹奴（Giordano）的档次提升到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的档次，成为花旗那样的企业，他们就应该放弃一些企业并购方面的保守做法。花旗的亚洲策略师罗斯金（Markus Rosgen）说，在利率处于历史低点、亚洲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非常强劲之际，并购给亚洲企业提供了一条拥有知名品牌的快车道。

由于亚洲企业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也不愿发行债券，用现金和股票收购依然是亚洲企业青睐的收购方式。因为发债融资依然是一个成本非常低廉的筹资选择，亚洲企业在实施并购时可能会考虑更多借助这一手段，而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额越高，就能为股东创造越多的价值。

Isabella Steger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