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4日星期六

“文革”中北京地下挖出綿延50多公里迷宮

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這 是一個體驗孤獨的最佳去處。在這兒人與人之間沒有絲毫的互相理解,連舒適愜意的咖啡館、電影院也找不到。北京是哲學家的理想居所。”荷蘭外交家杜維·弗基 瑪(Douwe Fokkema)寫道。“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人們往往獨自沉緬於對祖國傳統的冥想中。”[14] 然而,毛很快打破平靜,向蘇聯開戰,以此轉移了人民的視線。1969年,在東北黑龍江的一個島上,毛的軍隊向蘇聯軍隊發起攻擊。中國進入了備戰狀態,北京 居民被動員起來挖防核地洞。國家領導人向邊遠地區疏散。當局計劃疏散60%的人口,其中主要是青少年和老年。同時,挖防空洞為餘下的人藏身,防空洞裡每人 僅限大約63平方英寸大小的空間。檔案宣傳影片偶爾向民眾播放,影片顯示出平民可以經受核武器攻擊,還可以在帶有放射性的廢墟下生存。正像一部科幻小說裡 憧憬的,卡車在兩車道寬的地下公路上穿梭往返,工人在地下工廠的車床邊加工機械產品,農民在地下種蘑菇、養雞,培育食用水藻。在厚重的鋼制大門裡,一排排 穿著整潔的孩子們在教室裡安靜地學習,運動員在地下體育館裡表演體操,打乒乓球。

籠罩著神秘氣氛的防空洞工程持續了十年之久,據說,北京 地下已經挖成了綿延三十四英里的曲折迂回的迷宮。在北京周圍的農村,人們還會發現可以停泊坦克的山洞,地下工廠,防核地堡和倉庫。軍方建造自用防空洞,其 堅固和深度足以承受直接的核攻擊。這些軍用防空洞通向兩條地鐵線:一條環行線大致沿古城牆一帶運行,另一條從天安門廣場呈直線向西行,用於疏散國家領導人 至香山衛戍區,到達處設地下簡易機場。長達三十一英里的北京二線環城地鐵,途經前蘇聯大使館地下。使館內的外交官坐在馬桶上都能明顯地感覺到火車隆隆駛 過。

民用防核系統的設施品質則大為遜色,僅夠抵擋導彈,或可能躲避生化武器。1972年,中國官方邀請美國記者約瑟夫·奧索普 (Joseph Alsop)參觀天橋地區八大胡同一帶的地下防空洞。在一家服裝店的櫃檯後面,女售貨員按下電鈕,一扇活動門即自動開啟,露出通往地下的水泥臺階。在幾百 英尺深的地下,可以看到電影院、餐館和現在已經成為旅館的住宿區。
位於孔廟北面的明代地壇,現在是地壇公園,當地居民在這裡挖成了一座巨大的地下 糧倉。如今這裡是北京最大的滑冰場。你如果買一張入場券,順著一條能容納兩輛卡車並行的隧道往下走,就可以看到在橢圓形滑冰場上,幾百名青少年伴著喇叭裡 傳出的艾維斯?普利斯萊(Elvis Presley,即貓王,美國著名的搖滾樂歌星——譯者注)的歌聲在溜冰。西城區月壇地區的地下防空洞系統,現在是一處大商場,裡面擠滿了貨攤,銷售內衣 褲、男士服裝和仿造的勞力士手錶。這處防空洞還當過靶場和住宿區。1978年以後,由於旅館短缺,全市的防空洞提供了約四萬個床位,供三分之二的外地來京 者住宿。



當年僅供外國人參觀的北京防空洞。

除 了上述浩大工程以外,各家各戶還要奉命自建粗陋的防空洞。幾乎每個居民院,包括老舍故居,古清真寺和廟宇,處處都有人工用鍬鎬等工具挖成的防空洞。但是, 現在政府官員承認,大多數防空洞根本不能用於真正的核戰爭,因為在防空洞裡,連空氣過濾設備都沒有。除非躲在軍事掩體裡,凡是藏在這樣的防空洞裡,都會在 核爆炸、熱輻射和核放射發生後立即喪生或遲早送命。[15]

1969年以後,毛將全國置於緊急戰備狀態,北京保留到最後的城牆終被拆除。 在校學生奉命去拆毀殘留的城牆段;他們拆毀城牆磚,還把乾隆皇帝在圓明園題寫的石碑砸毀用來修築防空洞。當年城牆的所在,已經成為現在的二環路,擁有六車 道水泥路面的機動車輛大道。如今,只有一些車站的站名,才能使人聯想到那些巍然屹立了長達六個世紀之久的聞名遐邇的城門。

1976年9 月,毛去世的時候,北京的眾多居民仍然露宿室外。人們對一個多月前發生的唐山大地震,還心存餘悸。7月底發生的地震造成北京的房屋晃動,牆壁斷裂,頂瓦墜 落。這一切更增添了這座煙塵繚繞、骯髒不堪的工業城市的頹廢氣息。毛死後也沒有停止給北京造孽。他的屍體經由北京城的地下通道秘密轉移。雖然屍體被立刻注 入了甲醛,但還是開始變質。在天安門廣場中心,地處正陽門和紫禁城南北中軸線上,毛的擁護者們火速建起了一座大型陵墓。官方先派專家參觀了英國倫敦的杜莎 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製成一具蠟人。後來,科學家專門小組發現了使皮膚更趨自然狀態的辦法。現在毛的屍體每天供展出一段時間。展出後,那具注滿惰性氣體的水晶棺即通過機械 裝置下降至墓穴,以避免陽光輻射。水晶棺每兩天打開一次,重新噴灑特製的化學藥物,以便將毛屍完好地保存至少上百年。(《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注釋:

[14] Douwe Fokkema, Report from Peking: Observations of a Western Diploma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London: C. Hurst and Company, 1970), p.37.

[15] Interviews with Beijing civil defence officials 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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