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黄艾禾:关于朝鲜,你懂的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从电视里可看到,朝鲜的男女老少——特别是朝鲜妇女们,哭得死去活来。用“如丧考妣”来形容,决不过分。

  这情形,对于经历过35年前领袖逝世那一场的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意外。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为什么对于国家领导人的辞世会如此悲痛,而且毫不掩饰这种悲痛,恨不得尽情宣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当会懂。

  记得1976年的9月,我还是工厂的一名小工人。各单位各街道到处都设了毛主席的灵堂。人们出门的标准配置是,左臂戴黑纱,胸前别白花。街上弥漫着的与其是悲痛,不如说是压抑,没有人敢再说笑。在追悼大会上,人们大放悲声,我记得低头用余光扫去,周围已经有老师傅哭得晕倒。这时心里很紧张,我怕自己哭不出来。哭不出来,说明你的“无产阶级感情不深”,说明你有问题。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哭出来还是做得到的。周围的人十有七八都在哭,情绪是会感染的,心里一松弛,眼泪也就出来了。这时的人们,你不能说他们是在做秀表演,那眼泪是真的。回想起来,当时与其说是悲痛,其实里面更掺杂着震惊和茫然——对于毛的去世,普通人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你只要想一下“难道他也会生老病死?”这也是个“反动”的念头。

  所以说,理解生活在一个专制体制下的国民表现,也许最准确的渠道是你曾经感同身受。他们的日子当然不会如官方宣传得那么快乐,但也不会整天握着拳头进行反抗斗争,人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说到那个时候的流眼泪之事,也许赚得最多中国观众眼泪的,还是朝鲜电影。文革时期中国电影少得可怜,外国电影有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南斯拉夫的等等,但朝鲜电影最多。当时去看《卖花姑娘》,人们都在传说“特惨”,“男的看要带一条手绢,女的要带两条”擦眼泪。记得我去看时,影院里果然哭声阵阵,出来时许多女观众红着眼睛,毋宁说,这种哭泣其实是一种娱乐享受。说起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但朝鲜的与中国贴得最近,制度一样,文化也差不多,却又比当时的中国电影多了那么点情感色彩,真给当时单调刻板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不少调剂与慰藉。当然,近年朝鲜的“血海艺术团”也来访华,再看《卖花姑娘》,只能恍如隔世了。

  所以今天我们翻过头来看这一幕,看到哭得死去活来的朝鲜人,没法不联想起我们的昨天。

  我们的这个近邻,实在与我们的关系非同寻常,从近代以来,中国的几次战争都是因朝鲜而起,我们的国运也总是与她有关。阅读一些中国近代史资料,也常会触到朝鲜。

  1885年,一批华人向上海外滩的租界当局抗议不让中国人进入外滩公园(就是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著名公园),他们在抗议信中指出“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有些事简直毫无道理,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和朝鲜人(高丽人)都能自由地进入公共娱乐场所,而我们中国人则由于服装的关系,竟引出意外的麻烦,被阻止在花园门外”。外滩公园连日本人和朝鲜人都可以进,独独中国人不能进!这尤其令他们愤慨。

  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上街演讲,军警前来抓捕,学生当场对军警声泪俱下道:你戴的帽子是中国的吗?你所衣、所食、所仰事的不都是中国国民的血汗吗?你不见朝鲜亡国之后全国军警都是日本人了?为什么我为救中国而讲演,你反而帮助仇人驱逐听众?你不为国家想,那你也不为你自身的生存、为你所仰仗的一切而想吗?……话音未落,警察的眼泪已经下来了,在场观众也哭成一片。

  就这样,朝鲜这个邻国,始终与我们血肉相连,她始终是我们最懂得最关注也最在意的国家。我们关注她的一举一动,计较她的一言一行。反过来,她对我们也是一样。


作者:黄艾禾,来源: 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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