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7日星期五

达沃斯论坛: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原载: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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