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朱 正（續）：再講一下“反右派”鬥爭，我自己就是“右派分子”，有切膚之痛。我在上述會議簡報上看到，在討論的時候，有很多人都發表要徹底否定“反右派”的 意見，這個意見後來沒有被採納。決議裏說：“反右”“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 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鄧小平解釋“反右”為什麼必要的話更有趣，他說理由就是“有的右派殺氣騰騰”。“殺氣騰騰”指誰呀？當年報紙上講 的，就是人民大學的葛佩琦嘛。葛佩琦當時就寫信給《人民日報》，要求更正，他說我不是這麼說的，結果沒有更正。後來葛佩琦死了，開追悼會，新華社報道，黨 籍給他恢復了，說他是地下黨，做了很多有益於黨的工作，等等。那麼，把葛佩琦的案子翻過來以後，還有哪一個“右派分子”說過要“殺共產黨”呢？沒有呀。鄧 小平就是以一個錯誤的案例為根據，以一篇失實的報道為根據，就說“有的右派殺氣騰騰”，就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決議裏面說整風的時候有少數“右派分 子”起來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99％以上的右派分子被“改正”以後，那當年究竟還有誰真的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呢？
朱正“反右派”鬥爭的後果是什麼呢？《決議》上說是“擴大化”，就是有多少知識分子、有多少黨的朋友即愛國人士、有多少黨內幹 部錯劃為“右派分子”，讓他們吃了多少年的苦頭。只看到打擊了多少人，這樣來評價“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到位的。為什麼呢？解放以後， 從土改殺地主開始，所有的運動都要打擊人（沒有不打擊人的運動），可是在打擊人的同時並沒有說要打擊這些人的思想和主張。“反右派”鬥爭則不同，不僅要把 持有某種主張、某種見解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而且要把他所持有的這些見解打成“右派觀點”、“右派言論”，作為一種敵對的思想來批判。現在看來，很多當 年“右派分子”的言論，比如說，法學界提出的獨立審判、無罪推定，現在都寫進法律，成為正確的主張了。經濟學界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當年也是受到批判 的“右派”言論！當時上海批判的一個“右派分子”高方，他提的一個主要觀點是講現在中國還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是說中國經濟發展還不夠，這是馬克 思主義的理論，所謂生產力標準問題。這個觀點一提出，當時就批判了。這個報道登在上海《新民晚報》上，毛澤東看了，叫胡喬木轉載到《人民日報》去，這就表 示毛澤東也同意批判。後來十三大報告和十四大報告，都談到了所謂“初級階段”的理論，不就是這個生產力標準的問題嗎？還有當年批判過“引進外資”，說是 “賣國主義”，現在誰有本領引進外資誰的功勞就大嘛。所以我覺得，“反右派”鬥爭最大的災禍不僅是打擊了多少人，這些人只是這些政治主張的載體，打擊他們 就是為了要打擊這種主張，就是要把這些主張作為“謬論”、作為敵對的言論來批判，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法治化的進程大大地向後推了。今天就 應該這樣來評價“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這個決議還故意回避了很多重要的歷史問題。比方說，1955年的“肅反”運動。這個“肅反”運動，我也是“肅反”對象。運動的規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現 在不用我來說，胡喬木提供了證詞。胡喬木在1957年7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我很感謝他寫了這篇社 論，因為他提供了官方的數字，提供了這個運動規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的證據。社論上說肅反運動有四大成績（第四個成績是無法計量的，就是“提高了人民群眾 的政治警惕性和識別能力”，這個我不知道提高了多少，不能說什麼）。第一個說是清查出了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第二個說是有19萬餘名反革命分子在運 動的威懾之下，投案自首了。第三個說的是，弄清楚了130多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使他們可以放下包袱，好好工作了。這一條是什麼意思？很顯然，就是給 130多萬肅反對象寫出的結論是“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換句話說，就是有130多萬的錯案，批鬥、折騰了一年。據他說“抓對了”81000多，即便如此， 也不到6％，肅反中的錯案率高達94％強！1955年的肅反運動總可以算是建國以來的一大公案吧，可是這個《決議》中間一字不提，不光是《決議》，後來那 個《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也是胡喬木最後終審定稿的，也是一字不提。
所以，我覺得這個《決議》實際上是很不到位的。如果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恐怕要有第三個《歷史決議》。但是因為前兩個《歷史決議》都是在歷史的轉折點做的， 第一個是在由王明時代過渡到毛澤東時代，第二個是鄧小平取代“四人幫”的時候，現在做第三個《決議》，我覺得時機還不夠成熟。（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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