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庭批駁王維國“密報”是不聽許世友司令員的警告——“要聽毛主席的，不要上別人的當”。王從主觀上講，他從來都是聽毛主席的。其實“密報”行為所反映的， 恰恰是他依然相信毛，聽命於毛，對毛畢恭畢敬，不僅真心實意向毛檢討、認錯，之後還希望林立果能把“密報”內容轉達給黃、吳、葉、李、邱等人，讓他們也聽 毛的話，認真做檢討。這不正是接受了許世友的勸告嗎？
各地的專案組對“密報”的處理態度也並非一致，在中共中央關於 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下稱“（材料之二）”）裏，當年所有的“密報”人均被點到——“林彪一夥 千方百計竊取毛主席到南方視察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的談話內容。1971年9月上旬，劉豐（武漢軍區原政委）、王璞（廣州軍區空軍原司令員）、顧同舟（廣 州軍區空軍原參謀長）、陳勵耘、王維國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負責人的談話內容，報告了林彪，為林賊發動反革命政變選擇時機，提供了線索。”這些人裏，除了 黃永勝直接告訴了葉群，其餘的人都是通報給了林立果他們，沒有一個是“報告了林彪”的。王璞和陳勵耘後來都未受到刑罰，那時盛傳中央內定一個軍區只判一 個，廣空免了王璞，南空免了陳勵耘和周建平。原定顧同舟、王維國都判11年，但王維國“態度不好”，為了體現“抗拒從嚴”，刑期加了3年。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影印件。（作者提供）
顯而易見，林立果決定出走，是因為毛澤東在南巡中的一系列行為，背著中央和林彪本人在各大軍區點火，指桑說槐、散佈輿論，並不是因為王維國“密報”行為本身。
出 獄後的王維國悲憤無處發泄：“那時候誰知道林彪是反革命啊？誰同意把林彪寫到黨章上去的？把林彪寫上去的人是不是反革命呢？”是啊，說那些話的人免責，是 “陽謀”，透露那些話的人有罪，是陰謀，這是什麼邏輯？什麼法律？要說王維國上當受騙，那首先是上了毛的當，受了毛的騙。
五，穿鑿附會
事實與準繩的較量：階下囚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對現實的抽象就是對現實的毀滅”。那麼對現實的篡改又該當何論？處理“913”事件之始，依然用了歷來政治鬥爭的極左手法，棍棒齊飛，林彪父子被概念化、臉譜化、妖魔化，並將此延續到底，簡單歸納審判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以戲說代替正史
例 如對空軍黨委批准成立的林立果為組長、周宇馳為副組長的“空軍黨委辦公室調查研究小組”（簡稱“調研小組”），有意不提其正式名稱，卻將林立果他們看了日 本電影《啊！海軍！》而戲說的“聯合艦隊”、“小艦隊”作為正說入史（見《也談“林彪‘小艦隊’成員近況”——當事人陳倫和自述（之一）》，下稱《自 述》），致使戲說替代了正式名稱流傳至今。
又如將給林彪兒女找對象一事說成“選駙馬”、“選美”、“選妃”，甚至稱林立果為“太子”，影射林彪、林立果有野心。
（二）以推理、想象辦案
例如“913”後幾個“調研小組”成員按原計劃到廣空找林立果，結合《紀要》，結合林立果等企圖強行“請”黃、吳、李、邱去廣州的計劃，就斷定林彪父子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林彪就被塞進兒子的兩謀裏，成了集團首領，死無對證。
又如陳勵耘告訴筆者，上了中央文件的“林彪集團為謀害毛澤東主席準備的伊爾-10強擊機”所在部隊是從新疆轉場來的，轉場之前就開始研製了，並不是到了浙江才搞的，當然更不是為林立果政變才搞的，“飛機上掛著炸彈”準備轟炸毛主席專列一說，純屬杜撰。
（三）罪名第一，證據第二
“913”事件爆發才一週中央就給事件匆忙定性、給林彪父子蓋棺定論了；調查專案卻一辦十年，按圖索驥，羅織證據，大搞逼供信，並作為呈堂供證。
例 如中央下發的一系列關於“913”事件的文件——“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是1971年12月11日，“材料之二”是1972年 1月13日，“材料之三”是1972年7月2日，都是在專案組對在押人員的審查開始不久就下發了，在逼供信下，大量未經查實的口供上了中央文件，成了林彪 父子搞兩謀的“證據”，然後據此再反過來施壓，讓他們低頭認罪，就是這些缺乏證據的“罪證”，勾勒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罪惡滔天的“林彪集團”。
又 如特別法庭審判江騰蛟時，王維國曾被要求為江的一事作證，但王並不知道那件事，他認為這是要他做偽證：“這件事情我又不知道，我作了證，豈不是變成我知道 了嗎？”法官見他不肯，就勸說他：沒關係，你是另案處理，即使作了證這件事情也跟你沒關係；只要你肯作證，對你處理上也會有好處的。王依然不肯。但為了防 止萬一突然提審讓他作證，自己措手不及，王想了個辦法——他將此事如實寫了個一式三份的書面說明，一份放在外衣口袋裏，一份放在襯衣上兜，一份放在褲子後 面的口袋裏，萬一被搜走了一份還有其它備份，不至於說不清楚。
（四）辦案施行雙重標準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並駕齊驅。
例 如開庭前明示被告，要求其對“帽子”、“棍子”不做辯解，法庭上要服服帖帖，強調“態度好”，否則就後果自負。陳倫和講：“就在一審宣判前一天，孫姓審判 長和兩個陪審員也來曾這樣給我解釋過：這個案子不是我們三個人可以定的，是上面定的。儘管你沒有動機，但因為這個集團案就定為反革命罪……如此等等。” （《自述》）
身陷囹圄的軍官們無不忠於毛、忠於黨、忠於革命，相信組織、臣服於領袖是他們的魂靈和唯一的信仰。多年 的審查使他們深感無奈，身心俱疲，思念家人，盼望回歸社會。在政策和法律的雙重壓力下，很多人按照法庭要求做了。唯王維國不服，他哪裏知道審判都是已演習 好的，法庭不是為了審清案件，而是順利完成整個過程。
又如提起公訴的一大原則，即“特別法庭定了的原則，凡是中央主 要領導人點了頭的事情，都不能定在‘四人幫’的頭上，也就是說不能算‘四人幫’的罪行”（《名義判決》P.232），都不追究。“為什麼……不定罪呢？主 要是……都牽扯到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最終是點了頭的，表了態的”（同上，P.221）。例如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姚文元指使徐景賢召開 的“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由於當時某“中央某領導人有一個態度，表示同意，為此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對這個問題就沒有起訴”張春橋、姚文 元，自然徐景賢也同樣被免去這條罪狀（同上，P.223）。對“四人幫”網開一面的背後，實則是硬性將毛與“四人幫”分開，自欺，亦欺人，更欺世。（《新 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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