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胡平:点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上)



(一)
不 久前,吴稼祥在微博中透露,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Ezra F.Vogel)撰写的《邓小平传》(英文原著的书名是: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mation of China)大陆简体字版,北京的三联书店近日获准在大陆出版。此前,三联书店报批半年没有音讯,因为其中三章涉及“六四”内容,负责审稿的中央编译局曾 要求将这三章内容全部删除。吴稼祥微博说,涉“六四”章节,现在“只需删去一章”。
有 人把这件事解读为“习李新政”的一个迹象,我觉得这和新政不新政未必有什么关系。还在2012年“六四”之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傅高义这本书的 中文本(书名《邓小平时代》)。诚如此书译者冯克利所说,他原来就“揣摩着这本书应当可以被当局接受”。傅高义本人对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更乐观。之所以遇到 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叙述以及观点为当局所不容,而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23年来,在大陆,“六四”是个禁忌,不准公开言 说,说好说坏都不准说。傅高义的书虽然是在为邓小平“六四”开枪做辩解,对当局无害甚至有利,但毕竟是突破了禁忌。它多少会使得一个被屏蔽多年的问题浮出 水面,变成一个可以公开言说的问题--当然,这种开放将是有限度的。
(二)
傅高义说,他写这本邓小平传,是力图用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叙述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其中并不包含对邓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他只是在叙述中贯穿了他对邓的思想与行为的了解和理解。
依我之见,傅高义这本书,其实也包含了若干道德判断。对于作者的这些道德判断,我是很有异议的。不过眼下我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想法和行为的了解和理解基本上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让我先从“导言”里的一句话谈起。
在“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里,傅高义写道:自从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傅高义的这一论断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何 谓共产党人?按照《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加入共产党的入门读物,也是他最熟悉的一篇共产党经典文献):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坚持无产阶级反对资 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 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如此等等。
难道傅高义真的认为,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在坚持这些信条吗?
任 何对邓小平的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在晚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先前甚至截然相反。傅高义说:“邓小平是20 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在这里,作者所说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时代作参照的。然而,邓小平不只 是属于邓小平时代,他也属于毛泽东时代。邓时代的中国之所以相比于毛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晚年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相比于此前的邓小 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
作 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 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 高义这本邓小平传记,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 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邓实际上是第 一线的总指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直到第二年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才改变态度,等等。
这就说明,1949年后中国形成的一套制度,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在毛时代中共犯下的严重罪错中,邓小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经济改革来说,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
通 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 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 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 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 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 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识到的事情,难道邓小平意识不到?
其 实,关于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
(四)
傅 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写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 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 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傅 高义一笔抹煞了非共产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就。事实上,中国人早就找到了现代化的道路,只是由于共产党的革命和夺取政权, 才中断了这条道路。傅高义不妨盘点一下,看一看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破除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中共掌权后才搞起来的?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 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以前本来就有的?就连中共实行的出口加工战略,难道不也是跟台湾国民党学的吗?是的,今日中国大陆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 界第二,但是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如果大陆的人均GDP达到台湾的一半,大陆的GDP就超过美国了。我们很有理由假定,倘若当年共产不成, 民国犹在,现在的中国何止世界第二,早就世界第一了。
2007 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物权法。我们知道,早在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第二年,有关部门就提出了物权法草案。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就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公民的合法 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都被视为中共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一部物权法了。
中 共通过物权法,引起诸多评论,其中,鲍彤的评论最精辟。鲍彤说: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 《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鲍彤指出:“中国 近50年来,不,其实是近80年来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这就是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的伟大的启蒙意义。”
假如鲍彤说的不错,那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不是也应该彻底改写吗?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5期  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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