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我們能做的是製造戈爾巴喬夫產生的溫度

國密報》記者 陳小平

  《中國密報》:共產黨內,能說服,眼前就有兩個:胡耀邦一個,趙紫陽是一個。但是,在共產黨裡面,更的是不能被說服的,也不想被說服的人,他們佔了共產黨的多數,你的這種樂觀主義,作為一種理想,值得稱頌,但是在現實中,中共的現實政治生態是:誰要是想改,誰就要掉進河裡淹死,不管你地位多。趙紫陽地位高不?89年之後還不是被監禁到死?

  曹:老趙在的時候,胡耀邦在的時候,後面有婆婆,都是兒皇帝,這不能說老趙的地方高到哪裡去。

  曹思源2007年向朋友介紹自己的著作。

  《中國密報》: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習近平的地位也許還不如老趙。

  曹:都是可以變的。環境那麼優化,還要人幹嘛?戈爾巴喬夫時代,老幹部都退下去了,戈爾巴喬夫的腳就比老趙要靈活開放得多,他能修改黨章,修改憲法,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這就說明,極權的共產黨體制不是不可以改變。胡趙改革失敗有綜合性的原因,其中是老鄧在後面當“慈禧太后”。

  《中國密報》:從十八大的會況看,19個元老,有17個在台上。我聽到的一個說法是,這些人事不足,但毀事一票就夠。這說明當今中國政治老人的影響力已經到了相當火候。

  曹:這是共產黨的丑事。是歷史的污點之一,是新的污點,沒有什麼好炫耀的。也沒有什麼值得重複出現的。

  《中國密報》:總結起來,你的戰略似乎是左手拿著憲政書去說服統治者,右手再拿著這本書去說服中國老百姓。這兩件事你已經做了30年了,你有沒有想過通過什麼方式讓這種兩種努力的效更大更好?你與馬洪、袁木這些人說破產法,最後,這些人不對你,最後對你的行動示理解,這是一個認知過程,現在你要說的是憲政,是要去說服比馬洪和袁木級別高得多的政治局委員與七個常委,因為只有他們能決定憲政制度變革。如果他們不能被說服,他們不會提出憲法修正,憲法修正案是出自他們之手的。

  至於民間這塊,你的說服會到什麼程度呢?有什麼指標能證明你有說服效果嗎?什麼時候可以指望民間社會的力量能夠成為一個制約統治者權力的砝碼呢,這是不是也有個可以判斷的標尺呢?

  曹:還是那句話,我是希望大都來說話,都來寫文章,去說服政治局委員與七個常委。至於民間社會對中國憲政的推進作用需要換角度去看。民間社會的多數人是有惰性的,看客而已,不願意動手,簽名也害怕的。

  上書派這些人雖然有局限性,但上書也有積極性,它比不問國是的人還是多了一份積極性。我在很多材料上看到,現在一些年輕人也給中央寫信,以前,院外活動是我一個人跑,現在也有很多人對人民代表做工作,做院外活動的人比以前多了,這就是一個民間力量上升到指標;上書者增多也是一個判斷指標。

  《中國密報》:從我對你的瞭解看,這些年來,你一直在作為,在胡溫時代,大家出來說話好像不太管用。而且,胡溫時代出來說話的人沒少關進監獄。

  曹: 當然,壓力無效的原因是在一黨制。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如果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效果就會不明顯不同。

  《中國密報》:如何能讓你說的這種壓力產生效果呢?

  曹:我們能做的就是慢慢地製造溫度,讓這種人出世。不是現存的有人可以成為我們希望的力量的代表。而是必須通過我們長期的行為,去製造產生戈爾巴喬夫產生的溫度。


  《中國密報》:你的升溫計畫是否包括中國訪民、復員軍人等底層民眾的抗議運動?是否包括你在海外看到的軍濤他們搞的組黨和街頭運動?

  曹:我想都有。社會發展絕對性的力量是合力。不是某一種力量。合力是一種有機的合力,不是11等於2,再加1等於3,可能是1113個東西加一起等於1.1在這個過程中,它會抵消一部分。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力量被抵消。

  比如,我現在勻出部分時間從事的鼓吹修憲活動就是一種作為。還包括你剛才說的有些人的上街,有的人組黨。我不組黨,但不見得我反對組黨。因為歷史舞台上需要各種角色,這個角色往往是不能交叉的。我要做公開活動,就不能從事地下活動,我如果做地下活動,就有人會被拉出去,然後會有人打進來,把我研究所裡的人收買掉,我就會變成他們的偵查對象。所以我做的事情基本上沒有不可對人說的,我的所裡沒有政治秘密,只有私人秘密。

  沒有什麼鐵板一塊的太子黨

  《中國密報》:作為經濟學家,在改革國企這塊,你認為新政府會有什麼動作嗎?

  曹:這方面他們是會有動作的。因為現在國企壟斷,帶來很大弊病,國企虧損又很嚴重,所以國企的改革有可能再來一個浪潮。
 
  曹思源2013年訪問國稅法法院。

  《中國密報》:你覺得這個浪潮會把國企改革推進到什麼程度呢?最後會有什麼結果呢?會對國營企業進行肢解嗎?

  曹:最主要的是反壟斷法的實施力度會加大,現在普遍抱怨該法執行不力。首先,對違反反壟斷法的國企會進行處罰,至於肢解國營企業也有可能。

  《中國密報》:國企改革的很大一個部分的問題是,國企與太子黨勢力與利益結合一起,這使得改革起來很艱難。我看到的一個材料說,胡耀邦倒台,跟胡耀邦決定乘胡喬木外出,進入其子搜查他兒子的犯罪證據有關。後來胡喬木把這個事情在政治局提出來,這件事使得不少政治局委員擔心自己的“高衙內”會遭遇胡喬木兒子相同的命運,於是,他們唇亡齒寒,聯合起來反胡耀邦,這是胡耀邦政治滑鐵盧的一個很大原因。

  國企改革這事,跟憲政改革關係不是非常密切,但這種改革的幕後有憲政改革般的風雷。前一陣,彭博社的報導披露,王軍等共個太子黨就控制1.6萬億國有資產,改革國企,等於把這些太子碗裡的肉切割出來給別人吃,哪個大國企,裡面沒有100-200個太子黨?其難度也不會亞於政治改革。

  曹:改革國企的動力,根本問題在於國企自沒有效率,太子黨要壟斷國企,但必須能賺錢。當年賺1000億,現在賺300億,另外的700億哪裡去了?如果虧損,年年要國家補貼,就會露出馬腳。現在有200個企業要補貼。而且,壟斷會侵犯別人的利益,也會被揭露;還有一個問題是,太子黨並不是一個團,太子黨有三-五個團,這些團與團之間會互相攻擊。沒有什麼鐵板一塊的太子黨。當年的國企改革就是這樣推進的。現在有點反覆,但繼續推進應該不在話下。改國企對中共不構成傷筋動骨。跟黨國也沒有關係,只會觸動某些集團的利益。(《國密報》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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