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丁东：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

首期“共识书会”于2011年10月15日举行，共识网请到雷颐、丁东两位老师，和与会嘉宾一道就《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展开了讨论，本次读书会同时参考了同样新出版的《心灵的对话》（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以下为主讲嘉宾发言节选：


雷颐：

文革时期的圈阅制

文革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件经常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从来如此。所谓圈阅制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所谓圈阅就是在看过的文件的某个位置画个圈，不说好，不说不好。这就为后来的执行留下了极大的余地。比如开始圈阅表示什么，后来圈阅表示什么。就像皇帝批奏章，每一丝一毫的改变都会对事件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毛以后来学习毛的领导人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反复无常做铺垫。

“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邱会作多次在书中提到，“毛主席有私虑”。这个私虑是什么？林豆豆以前跟我一个办公室，他曾经说过“我父亲身体那么不好，这只是一个过渡。”他的意思就是毛最终是希望通过林彪过渡，把位置传给江青。这本书讲在林系和江青系之间的争夺上讲得很细。

关于这个关系，周恩来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们这些人经过九大就突然从基层到政治局委员这一层了，不了解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书里讲了很多例子。比如政治局会议时江青看起来很不高兴，吃药的时候骂水太烫。周恩来劝她息怒，又让别人倒水，倒水之后周恩来亲自用手摸摸杯子试试水温，才对江青说“可以喝了。”还有一次带着很多人去见江青，江青故意让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去楼梯搀着江青等等。张春桥送给江青一只训练过的哈巴狗，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江青居然把那个狗带来了。周恩来来了，这条狗就使劲作揖而且朝他扑上去，周恩来气的脸都发抖。这些细节挺有意思。而据邱会作推断，实际上这些都是反应出了江青当时的地位以及即将要掌权的态势。

而从毛泽东方面的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1971年毛南巡，在武汉说“我们都不如江青，我都不如江青，你们要向江青学习。江青政治水平高，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的盖子，都是她揭出来的，我都要向她学。”这在《李作鹏回忆录 》记载。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跟我说过，李作鹏本来自己还写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毛评价江青的东西。毛说江青怎么好，怎么伟大，只是要发表的时候家属让他又修改了一下，最后出来的文字才没有这么露骨。


历史研究的盲区与陷阱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每个人的回忆录都会有自己的盲区。这个盲区有客观因素造成的，每个人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情；也有主观原因，因为人都会回避对自己不好的事情。所以读个人的回忆录，总是应该抱有一定的警惕性。越是好书，越是要警惕，因为书越好，越重要，就越容易完全相信它说的一切。比如在《邱会作回忆录》中，就是这样。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价值的书。但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他自己也因为感情的偏向而存在逻辑矛盾。邱会作谈到罗瑞卿、杨成武时，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好话。好像他俩被整被倒台都是活该。连罗瑞卿的自杀他都说，“他是不是故意装样子，跳楼的时候从三楼跳，还脚朝下、头朝上。”等等。

打倒刘少奇时邱会作说“我们这代人对毛主席是极其崇尚的，谁反毛我们就要支持毛主席去打倒谁。”但是同样的关系逻辑就没有运用到林彪和毛的关系上。比如说还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他谈到二月兵变的时候，说贺龙搞二月兵变，他也没有明确说，但是给人暗示“成立了首都工作组”，那就很紧张了，就是有人要搞政变。文革前就林彪开始的时候说的。后来他说林彪要发动军事政变，他又变脸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军队的程序，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经过调动一兵一卒，那为什么贺龙那儿搞二月兵变就认为是有可能的？而林彪搞这个就不是。他还有自己的辩解，认为打倒贺龙是应该的，林彪这个就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辩解会有矛盾。而在另一本书《心灵的对话》里面，邱会作也对红八月当时打死那么多人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对物不对人。原话是“如果仅仅让红卫兵把注意力集中在破四旧，对事不对人就对了，不应该打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应该打走资派。”


经不起推敲的假“民主”

邱会作一方面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了表现合法性，把一些关在牛棚里的中央委员叫出来要求他们参加投票。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投票来开除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另外一方面又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民主的，认真发扬民主，各种观念都可以说，他举例说叶剑英猛批朱德，王震猛批刘少奇，等等。实际上可以看出他自己是矛盾的，把这个能作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民主的标志码？当然不能。这些都是为了要贯彻毛的意图，是毛要求叶剑英批朱德，要求大家都要批刘少奇。如果当时同时有很多人支持刘少奇倒可以说是民主。这种政治几乎就完全是一种对个人的效忠。


当时的政治文化

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谈到了中共那一段时间政治文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很大影响。到处都是派系山头，政治阴谋，人人自危。任凭你今天红的发紫，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这种政治文化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在党内，必须讲党内民主，至少要有规则。往高了说，国家应该有宪政。人人都应该受到法律普遍并且平等的保护。


毛的策略与毛的“遗产”

从策略上说，我觉得毛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集中力量做一个事情。国家战争状态的时候，他可以和汪伪联系，就是要打击国民党。在经济建设中，一看到缺钢，他可以什么都不管，集中力量练钢。这种就是毛的权谋策略，不讲规律，不讲道德，不顾后果。

到现在为止，很多企业家依然很推崇毛的策略。毛的影响还非常巨大。但中国社会要进步，要走向政治文明，也要走向商业文明。这需要我们走出毛的斗争意识和思维方式，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丁东：

《邱会作回忆录》的主要价值

第一， 说一下我怎么判断《邱会作回忆录》的价值。

因为不管我们的历史最终给邱会作怎样的评价。从他进中央文革碰头会，进军委办事处，到最后进政委，到九一三下台，一共在中央核心干了四、五年时间。这个经历首先就非常有价值。

现在我们手上的回忆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自己写的和秘书班子给写的。从出版上来看，也可以分为两种，是在大陆出的还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陆出的，有秘书班子给写的，一般来说价值不高。因为必须按照中央的决议以此作为框架来填空，跟这个决议一致的就往上写，不一致的不写，或者他把这个事实按照决议的结论修改了再写。目前来看，在大陆有秘书班子写，又在大陆公开出版，价值最高的还是薄一波的回忆录，但依然逃不出这个问题

真正价值高的还是在香港出版的书。在香港回忆录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政治上走背字的。比较早的有《王力反思录》。邱会作读完这本书，说，“他是秀才，我们是封疆大吏。”语气里就看不起王力的回忆录，现在他的回忆录出来，果然比王力的分量重。这是和文人回忆录比。而即使和邱会作情况一样的，比如跟吴法宪、李作鹏的回忆录比。我觉得邱会作比他们的分量还是更重，价值还更高。

到目前为止，中国高层领导人写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最高的我认为就是邱会作。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本《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卷还不是他的整个手稿。据我了解邱会作留下的手稿有150万字，这个上下卷不到80万字。剩下的70万字是什么，现在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邱会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做了这个《邱会作回忆录》，二儿子也在香港出了三本对话录。两本是文革对话录，一本是历史对话录。现在有人把这两个儿子各自运作的书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儿子做的是减法，虽然有点东西删掉了，但是可以信度比较强。二儿子做的是加法，有可能是自己在父亲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东西。现在没看到原稿，也就无从判断。但是可以留下的悬念是，邱会作留下的东西要比这两本书都要多，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和李作鹏回忆录比，邱会作这个显得更加丰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时太原的山西省委对李作鹏的安排是不错的，周围对他都不歧视，比较同情，除了公安厅的值班人员除了拦住记者、作家采访，对他个人的行动不限制，对他非常友好。李作鹏回忆录里，有这样一句对他的要求 “你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可以考虑公开出版，如果写后来这些，那要经过审查。”所以李作鹏写回忆录把劲都使在东北上了。进了政治局这块儿，篇幅就非常小了。

邱会作就不一样了，他从秦城出来安排在西安。山西给他安排的不好，他要求住一个有暖气的房子，人家就是不给，结果他自己生煤烧炉子，差点儿没给熏死。经济上也很困难。比如他在回忆录里说到“一开始用的是百家纸，到处找稿纸，凑着写。”当时他也没有票证，想买点儿菜和肉都很困难。我觉得从这一点可以推断，他说出真相的动力比李作鹏更强。

从邱会作个人来说，他对细节记得很好，头脑非常聪明。他的记忆能力，对事实的选择能力，捕捉能力都非常强。他不会概括的说，都是讲事儿，讲细节。这些事儿背后能呈现出什么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一定想得很深。但是这恰恰是最珍贵的，我们可以从中有更加丰富的解读和联想。从这一点上，我觉得《邱会作回忆录》是现有高干回忆录中的独一份。


该书史无前例地呈现出当时中共高层的运作机制

第二点感想就与这有关。它给呈现的中共高层的运作机制，人际关系和这些领导人的人物性格。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些。过去这是一个黑箱，我们只能远远的望，看不清，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儿。邱会作一定程度上把这个黑箱打开了，让我们看见里头很多我们过去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怎么产生？过去都是名单公布，揭开盖字大家才知道谁上去了。但是邱会作在回忆录里介绍了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产生过程。

当时组成九届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搭了一个小班子，把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这四个人找来，说要研究中央政治局的班子怎么搭。九届很特殊，不是事先把名单弄好才开会，而是党代会都散会了，才开始研究这个政治局班子怎么搭建。毛泽东把这四个人叫来说他和林彪两个当后台，周、康和黄三个人组这班子。后来周恩来说“不管怎么说，主席还得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多少人？”“25人到30人。”毛回答。邱会作当时不在场，但是他后来当选了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把这个情况前前后都告诉邱会作。

邱会作在回忆录里把九届政治局搭班子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名单一开始的范围是多大，怎么筛选，怎么反复，最后添了谁，去了谁，怎么去的……特别具体。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中共领导核心名单的产生过程，那么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

最微妙的地方就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一个细节是：一开始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拿出一个23个人的名单，里面有江青，没有叶群。但是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一叉子，加上叶群。说，“康生推荐了王孝宇，毛泽东说王孝宇就不考虑了。”周恩来他们三个人拿上名单到林彪处，林彪就把叶群一勾，他们三个人又再讨论。最后三人讨论说江青、叶群还是得上，我们要说服主席。再给添上去。毛第二次再勾掉江青，这次毛泽东加上了纪登奎和李德生。到了林彪那儿，林彪再把叶群勾掉。最后三个人开会说名单差不多了，我们只要说服林副主席把江青和叶群加上去就行了。第三次再到毛那儿，毛说，你们说让上就上吧，我负这个责任。到了林彪那儿，林彪说：“叶群上不上，我都服从主席的安排。”最后弄出一个名单来。

这样的细节史料价值非常高。有的学者看了这个细节，说毛泽东就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他勾掉江青加了叶群是什么意思呢？叶群无论是资历还是重要性都不如江青。大概只有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开九大，如果江青进不了政治局，估计得乱套。因为江青在九大以前地位非常显赫。当时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叫中央文革碰头会，是江青和周恩来共同主持，周恩来处处让江青三分。周恩来曾经对邱会作说，什么叫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的关系”。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如果一开九大反而出了政治局，这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类似像这样的细节，对我们认识高层的政治运作机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

附：本着“在大变革时代寻求共识”的一贯宗旨，自2011年10月起，《领导者》杂志与共识网共同筹备“共识书会”。书会讨论内容囊括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价值并受关注的话题。


共识书会每月举办一次，相关内容会在共识网刊发。


作者:雷颐、丁东，来源: 共识网